作者：我方团队覃仕勇
大清王朝有一个出名污点，就是文字狱，而其中最知名一件，当属雍正年间的“曾静案”。
话说，清雍正六年，湖南永兴无良文人曾静因为屡试不第，遂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私下罗列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兄、屠弟、贪财、好*、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由弟子张熙投书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划岳钟琪起兵反清。
造反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岳钟琪好好的，造什么反？他火速飞奏雍正，并从张熙处入手，顺藤摸瓜，捉拿到了曾静。
曾静为求活命，按照雍正的要求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
雍正下令官员编辑出关于此案的所有《上谕》，结合的曾静口供及《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肆刊印发行，颁发全国所有学校。
雍正的意思，是想让天下人知道曾静对自己的指责字字皆虚，彻底消除不良影响，巩固自己的帝位。
这段公案，在唐国强老师的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演的十分生动传神。特别是唐老师的雍正，捧着案卷气的吐血痛哭，看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十分揪心。另外还有姜大卫的香港剧《大内群英》，风度翩翩的姜明星塑造的曾静，华丽变身为武学高手，与雍正帝和吕四娘，围绕这桩文字狱，好好演绎了一把爱恨情仇，也着实赚足了大陆女粉丝的眼球。据说当时姜大卫来内地演出，走哪都有小女生尖叫，男神范十足。
不论揪心还是男神，一个事实却公认：这桩起因荒唐的文字狱案，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十分有影响力，基本只要知道雍正的朋友，少有不知道这事的。
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件所谓的文字狱案，在清朝只是一个线头，随后爆发的，却是一个隐藏在感人桥段和八卦故事之下，极为凶残离奇的又一大案。
且说，广东惠来县有一个名叫屈明洪的县学教谕，他在按照朝廷的要求颁发《大义觉迷录》一书时，用心研读，读到书中有张熙供认钦仰的广东“屈温山先生”的文字，不由心口怦怦直跳。
原来，屈明洪的父亲名叫屈大均，号翁山，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书，屈明洪疑心张熙所说的“屈温山先生”乃是“屈翁山先生”之讹误，因此不寒而栗。
老实说，屈大均可是明末清初的岭南著名人物，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清兵入广州前后，屈大均参加过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广东三烈”的反清斗争，他还向南明永历帝呈献了《中兴六大典书》，希冀大明可以驱除鞑虏、光复河山。
但抗清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于是屈大均悬崖撒手、削发为僧，法号今种，题其所居之处为“死庵”，胸前用黄丝挂永历铜钱一枚，以示不忘亡明。数年后，屈大均尘心未了，只身飘然北上，先是到了江苏南京偷偷拜祭了明孝陵，后辗转到北京景山哭拜崇祯帝。再后来东出山海关，周览辽东、辽西形胜，留意山川险阻，与顾炎武、李因笃、朱彝尊等联合密谋，志图反清复明。
他还到同乡袁崇焕战斗过的宁远城写诗凭吊。返回关内后，他积极联络台湾抗清英雄郑成功，并导引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克芜湖，取徽、宁，下州县三十余，但不久后兵败。吴三桂在云南起事，屈大均欣然奔赴云南，投身于反清斗争中。但在弄清楚了吴三桂不过是借反清之名而行称霸割据之举，感到复明无望，于是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病逝于康熙三十五年。
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到雍正八年（1730年），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四年，但屈明洪心中害怕不已，赶紧到广州省布政司缴印，又自动自觉地到广州府投狱自首。
屈明洪说，父亲屈翁山目无法纪，著作悖逆文词，犯下了滔天大罪。只是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诗文刊版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乱纪悖常，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
广东巡抚傅泰赶紧查阅《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书，果然是“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于是上奏朝廷，说屈大均“狗彘居心”、“礼义尽丧”、“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词，诋毁圣朝，盗窃微名”。
刑部根据傅泰的呈报，议请按大逆律将屈大均戮尸枭首，亲属照例缘坐。
还好，雍正正为自己的“杰作”《大义觉迷录》有此收效洋洋自得，网开一面，降旨说念屈明洪能投案自首，可减等论处，免除其父戮尸之刑，仅将屈明洪以及其二子流放福建，焚毁屈大均诗文著作。
事情至此即告一段落。
又过了四十二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好大喜功乾隆帝专门设立了《四库全书》馆，准备大张旗鼓地汇编《四库全书》，同时“寓禁于征”，敕令各地官府征集流散于民间的遗书、遗文，书中但有反清字眼，便趁此机会查缴，能删改就删改，不能删改就销毁。
一番“寓禁于征”的大动作下来，朝廷收获丰硕，查缴禁书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差不多与《四库全书》所收集的书籍一样多。
在乾隆三十九年，广东南海、番禺两县查获了屈大均族人屈稔祯、屈昭泗所藏的《翁山文外集》，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借题发挥，说屈大均“肆其狂吠，罪恶昭彰”，上书朝廷，建议将屈大均的子孙及收藏逆书的屈稔祯、屈昭泗等人斩立决。
实际上，屈稔祯只略通文墨，屈昭泗则目不识丁，两人都是出了五服的屈大均的曾侄孙，并不知道屈大均的书籍中有着什么悖逆的言辞，平白无故祸事从天降，魂飞魄散、叫苦不迭。
乾隆皇帝为了广征和诱缴图书，用一种“取信于民”的作派处理了此案，免屈焾浈与屈昭泗的罪，只烧毁屈大均的诗文了事。
屈大均的子孙包括屈稔祯、屈昭泗等人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千恩万谢，拜谢而去。
但事情还没有完。
某日，乾隆心血来潮，闲翻屈大均的诗文，发现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喝道：“此等悖逆遗秽，可任其留存？”立即谕令两江总督高晋到雨花台找到该衣冠冢，销毁清除。
高晋得令，将任务交给江宁藩司闵鹗元。
闵鹗元在雨花台来来回回地搜了个遍，根本搜不出屈大均诗里的衣冠冢！
高晋大吃一惊，感到事件非同小可，只得亲自出马。最终，高晋也是一无所获。他只好据实上报乾隆。
乾隆意兴阑珊，就此拉倒，说：“既无其事，可以已耳。”
广东巡抚德保觉得乾隆对一座衣冠冢尚且劳心劳力，不敢怠慢，赶紧在番禺县查找屈大均的坟墓，主张将雍正帝已经开恩赦免的锉尸枭示之举恢复，“仍锉其尸，以快人心，以申国法。”
乾隆已淡化此事，批示道：“亦不必矣。”
这样，一桩历时半个世纪的文字狱案这才划上了句号。但从屈大均案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清朝的一个变异的缩影：气节衰败。屈大均生于明清更替乱世，却极具民族气节。以一书生之笔，作千均之文，在他逝去数十年，仍能平地一声巨雷般，震得雍正和乾隆两朝大动干戈，销禁其书，两掀文字狱。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屈洪明，却是偷生怕死之辈，为此不惜向清庭揭发亡父，以换苟且活命。从此可看出清朝文字狱之酷烈，令人自危到父子人伦与民族气节皆可全然抛却。
所谓“康乾盛世”，终不过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恐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