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所以，他更愿意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中下手，以成全英明神武的帝君之名。
在乾隆中期后，明令要求重点查缴所谓的“违碍”和“悖逆”之书。甚至于，乾隆见不得诗句和文章中包含有“明”、“清”、“胡”、“狄”、“夷”等字眼，一经发现从重治罪。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乾隆时期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字狱案件。
（一）孙嘉淦伪奏案在乾隆十六年前后，朝中出现了一份署名为孙嘉淦的奏折，内容非常的大胆，逐个弹劾朝中所有重臣。不过，最轰动的内容却是列举出了乾隆帝的失德之举。
奏折虽然署名为孙嘉淦，但从文笔和字迹来判断，绝非出自孙嘉淦之手。在封建社会中，署假名的奏折，无异于是一次公开的欺君之举。
这份伪奏折的出现，让乾隆帝感到了一丝统治的危机，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宽容之策是否得当，开始怀疑朝臣对他的歌功颂德是否表里不一。甚至于，他开始担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存在加剧的可能。
为了追查幕后的政治阴谋，乾隆决定要一查到底。不过，他担心事件外传后，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只授权军机大臣在暗中查证。
由于伪奏折事件传播已久，涉及的人员甚多，不仅有朝中大臣，还有地方官吏、八旗子弟，甚至连蒙古王公都有牵连。除了京城，几乎还遍布了全国的大多省份，案情的复杂程度和波及范围远远超出想象。
到了乾隆十七年底时，案件已经查了一年多，缉获数千人，牵连近万人，可依然未知真相。乾隆无奈，只得决定草草结案，将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定为伪奏折案的主犯后，下令凌迟处死。
文字狱兴起
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奏折案才算告以段落。不过，乾隆心中却始终未曾真正放下，逐渐开始在思想和文化上加强了管控。
（二）徐述夔案徐述夔过世后，其子将他的诗作刊印成《一柱楼诗集》。其中，“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这句诗，不仅包含有“明”字，而且乾隆皇帝还牵强附会与断章取义，将“壶儿”认为是“胡儿”的谐音，断定其贬损满清的意味非常浓厚。于是，乾隆帝下旨:
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甚至于，徐述夔的两个孙子也没能幸免，虽携书向朝廷主动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的名义被处斩。徐家的所有男性无一幸免，妻女也全部发配为奴。
沈德潜在乾隆四年时才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因乾隆帝喜欢他的诗作，遂历任过侍读学士、内阁大学等职，之后还加封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四年时，沈德潜病逝，享年九十七岁，被下旨追赠为太子太师，祀贤良祠。
徐述夔案发后，已经去世的沈德潜被查出生前与徐犯关系莫逆，还曾替徐述夔写传，因此受到此案的株连。乾隆帝大怒，降旨褫夺沈德潜的封号并罢祠仆碑。
（三）胡中藻案进士出身的胡中藻，曾担任翰林院学士和广西学政等职。在他所著的《坚磨生诗钞》中，有“一世无日月”和“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几句诗，被乾隆帝认为是颂明和贬清的诗句。
按律，胡中藻要被处以凌迟之刑，乾隆格外下旨开恩才改为处决。据《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记载:
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於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
然而，胡中藻案并没有完结。乾隆还将为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作序，并且出资印刻的礼部侍郎张泰开也问罪，下旨“部议夺官”。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在乾隆的这种高压文字狱威慑之下，读书人只得循规蹈矩，苦读圣贤书，参加八股取士，沦为了彻底的文化奴隶。
期间，曹雪芹敢冒着这种文化恐怖主义的压制，暗自创作《红楼梦》，实属不易。《红楼梦》通篇使用“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这些个谐音字，虽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在其中，但也是实属无奈之举。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满清的封建君权空前强化的产物，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正处于剧烈的激变期，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先后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
清朝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成为中国在近代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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