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隆家族的保罗·梅隆支持贝聿铭设计完成美国国家美术馆
从名流到大师
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国家美术馆项目。
保罗·梅隆（Paul Mellon）被称为“美国最富有、最有学识的人物”之一，梅隆家族与卡内基、洛克菲勒家族一样，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那个小群体。保罗的父亲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em Mellon）是一位银行家，曾三次担任过财长。安德鲁·梅隆又是一位艺术爱好者，1932年，他斥资665.4万美元从当时的苏联政府手中购买了21幅世界名画。这笔资金相当于苏联1931年向美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3。80岁那年，梅隆在华盛顿捐赠了一座博物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位谦逊的富豪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而是取名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这在后来吸引了更多的人将艺术品捐赠于此。
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协助他工作的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卡特·布朗来自罗德岛，著名的布朗大学即来自他们家族。在他们物色的建筑师名单里有4人，其中两位是贝聿铭和路易·康——和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一样，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
路易·康不善言辞，言语晦涩，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阐述自己独特的建筑哲学：“我问砖头喜欢什么，砖头说‘我喜欢拱门’。”相比之下，贝聿铭显得优雅高效。他的事务所里都是常青藤名校毕业的建筑师，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梅隆与布朗乘私人飞机，亲自去视察贝聿铭的工作，艾弗森博物馆、德梅因艺术中心……飞机每到一个地方，贝聿铭的候选人地位就增强一分。特别是在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他们完全被说服了。他们视察了研究室，还在周围的平顶山上野餐。布朗回忆说：“我们急不可待地想进入那些充满赞美诗氛围的建筑，着手我们的研究。这些建筑有着准确无误的比例感和规模感——富于历史意义却又不失和蔼可亲。保罗·梅隆继承了他父亲的简洁风格。他转过身对我说：‘卡特，我很感动。’那时我知道贝就是我们要找的建筑师。”
梅隆与贝聿铭一见如故，不知是否因为两人背景相似——父亲都是银行家，父子之间感情若即若离。贝聿铭和梅隆后来也成为终身好友。
1968年，贝聿铭正式接手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项目。他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这块地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西大道和国家广场交汇形成一个梯形场地。附近多是古典风格的重要公共建筑。除了特殊的三角地块外，贝聿铭必须考虑的，还有与西馆的呼应。“可能是因为我中国的一面，我将和谐置于首位，这是一个整体比部分更重要的地方。”
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地块，贝聿铭苦思冥想了很久而不得。就在他很焦虑的时候，有一次他从华盛顿乘飞机回纽约途中，突然灵光一闪。他用红圆珠笔在一张草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连接了线上的两个点，画出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这就是后来的美术馆——和一个较小的直角三角形——后来的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贝聿铭这一笔可谓快刀斩乱麻，将复杂的难题简化。而整个设计的主旋律正是图纸上的这些三角形。这条线成为东馆设计的绝妙发端。难怪后来有人形容说，贝聿铭有一种罕见的“把迷宫一般的问题在脑海中重新组织、直奔核心的能力”。
贝聿铭对几何图案的坚持，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具体的建设上，都对既有现实是一种挑战。有人曾预言，东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建筑”，质疑人群中甚至包括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上对他坚信不疑的威廉·沃尔顿。但贝聿铭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他把东馆扩建比作还戴着牙箍的少女，要看它美丽的面容必须等到脚手架拆掉之后。
项目施工过半，已远远超出预算（国家美术馆最终造价为9440万美元），消息传出后，外界一片哗然。有人嘲讽贝聿铭的费用过高，说聘请贝就是“付钱，付钱，付钱”（贝聿铭的英文姓为Pei，与pay付钱发音相同）。但关键时刻，保罗·梅隆顶住了压力，他还是按贝聿铭的原计划进行建设。布朗回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贝说：‘让我们把这一切做好吧，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于是梅隆说服其家族基金会为项目提供超支的几百万美元。”
由于没有以往项目时间上的压力，贝聿铭得以对自己的设计不断斟酌，精益求精。1977年4月26日，贝聿铭60岁生日那天，他的部下送给他一块做成东馆那些混合三角形形状的大蛋糕。从一开始，参与东馆计划的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准的建筑，不允许有丝毫的折扣。
1978年6月1日，国家美术馆东馆开幕。来剪彩的总统卡特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它与国家美术馆原馆罗马式的建筑发生共鸣，却没有卑躬屈膝地模仿后者。建成后的东馆，在设计上有许多地方若明若暗地隐喻西馆，而手法风格各异，旨趣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外，贝聿铭与梅隆、美术馆馆长都有一种共识，他们不期望未来的美术馆高高在上，类若神殿使人望而生畏。而东馆很多空间的设计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它让美术馆摆脱以往的幽暗气质，更加亲民和明朗。开业两个月，就吸引了100万的参观者也说明了这一点。
贝聿铭自己对这个作品也非常满意，他说，国家美术馆项目可以排在自己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中的前三位。而这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保罗·梅隆更是由衷地自豪。他说：“我这一辈子，赞助创作了很多艺术品，但杰出的艺术珍品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东馆。它雕塑般的墙体气势恢弘，比例和墙体角度新颖又精准细腻，好似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主角，矗立在舞台中心。当初是我最后拍板用贝聿铭的，我也永远都会以此为自豪。”
梅隆对贝聿铭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完成这个伟大建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贝先生设计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角度（19度）。当时石匠们都强烈反对，说这个设计不可操作，这样石头会碎。保罗·梅隆先生就问贝聿铭：这个锐角很重要吗？贝先生回答：‘是的。’就这样做出了决定。这就是信任。贝先生并没有把这种信任当作理所当然，也没有轻易把他的责任转给客户。”珍妮特·斯特朗说。
有意思的是，东馆建成后，大家发现，游客最喜欢摸的，就是馆外面的那个尖角。开馆几个月后，它就被摸得脏成一片，贝聿铭请当时尚未撤走的建筑承包商清理干净；可几个月后，他们发现墙角又被摸脏了，不但如此，还形成了很清晰的上下两条线——很显然，上面是大人摸的，下面是孩子摸的。馆方就放弃了清洗计划。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们对这个建筑的亲近感。贝聿铭后来说他也说不出当时为什么不顾反对，坚持这个设计，“可能我也感到石材的尖角很诱人吧”。
现在看来，国家美术馆这个项目仿佛就是注定等待贝聿铭的。这个项目万事俱备：地处黄金地段，客户资金充足且富有眼光，时间充裕，让贝聿铭可以毫无局限地进行他对建筑艺术的尝试。一片赞扬声外，也有一些刺耳之声，有人气恼贝聿铭把国家美术馆变成“最时髦的郊区购物城”“一间奢侈的超级中转候机室”。但贝聿铭本人从来不反驳、不争辩。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是在“现代主义”已经不那么“时髦”的背景下，赢得来自建筑界和普通大众的赞誉和喜爱的。在国家美术馆东馆从设计到建成的过程中，建筑界又发生了一次激荡。1966年，路易·康的一位学生发表了一篇反现代主义宣言，“使建筑业受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猛烈的冲击”。就像贝聿铭一代对古典主义装饰风格持反叛立场一样，几十年后，这一批现代主义信奉者和实践者又站在被质疑、被反叛甚至被颠覆的位置上。但“贝聿铭却仍默默地奉行他的有节制的机构现代主义风格，这种美学在达到成熟境界时可以被描述成以精确开工进行设计建造的抒情诗般的几何学”。贝聿铭很少参加建筑界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他总是与这个圈子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关于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的意义，正如《贝聿铭传》所说：“有人把贝聿铭贬斥为一次已经枯竭的运动的最后痉挛、向高层板状建筑和大规模混凝土大厦的大倒退。东馆是贝聿铭对这一切的强有力的驳斥。”贝聿铭用这座“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为自己赢得197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此时的贝聿铭已牢牢地树立起一代建筑大师的业界地位。
1977年6月12日，肯尼迪家族三代人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参加肯尼迪图书馆的奠基仪式
蓬勃的事务所
在建筑史学家珍妮特·斯特朗看来，贝聿铭建造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些建筑，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他创建的公司。“半个世纪以来，在设计、规划和技术方面他建立了丰富的内部专业知识。他总是非常慷慨邀请年轻建筑师，允许他们从头到尾参与整个建筑进程。这在其他很多建筑事务所并不常见。很多人在贝氏建筑事务所一待就是几十年。这些经验丰富的建筑师能够去别的地方，可能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他们绝不会有机会在一个如此具有创造力、拥有全世界如此多重要项目的环境中工作。”
珍妮特·斯特朗说，在建筑业，有些规模不大的事务所会接手一些小的项目，然后让个人发挥创造力；但在另外一些层面，是一些大的建筑事务所，更像商业模式运作，有能力接手一些大的建筑项目。“贝氏事务所则兼具两种公司的特点，它把小的工作室的艺术创造力和复杂建筑项目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合作能力结合起来。”“一走进贝的办公室，就听到了悠扬的古典音乐，也就从开始感觉到了创造性的气氛。然而，其他的建筑师则习惯于在一种更严谨、更直接的氛围中工作，而这里的总体画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气氛也吸引着更多有抱负的建筑师加入进来。虽然贝聿铭不喜欢大家称他为“老板”，但在大家心里，他的确是一位好老板。
黄慧生是贝聿铭独立出来后招的第一个员工。黄慧生1928年出生于密西西比的玫瑰谷，是只会说英语的第二代移民。“当时贝先生毕业于哈佛，考伯也来自哈佛，其他人也大多来自藤校、MIT、哥大、普林斯顿，只有我和哥哥来自佐治亚理工。”提起这一点，黄先生也很自豪。不过他断然否认是因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恰恰相反，“贝先生希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事务所，他并不希望外人把它看成是一个亚洲人的公司”。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内留影
“贝先生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他有一个招牌式的笑容，无论和国家元首、大公司总裁、团队的建筑师还是合作者交谈，他都魅力非凡，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唯一的人；贝聿铭是一个卓越的沟通者。他对人际关系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受力。从很早开始，贝先生就坚持，要选择客户而不是项目。事实上，他的确也拒绝了一些项目。基于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私人关系，总是非常重要。”在贝氏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感受颇深。
“但是建筑是一项非常实际的事业，你必须要有预算，有交工期；贝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实际的人。特别是许多大项目，你不能浪费时间，你必须同时满足计划期限和预算。”黄慧生说，因为事务所业务的不断增加，贝聿铭通常会将这些项目分到下面来做。在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他会听取意见。“他很忙，不可能从头到尾盯一个项目，但是他有一种迅速抓入问题本质的能力，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贝先生的特别之处是，他在MIT学过工程，所以他懂得工程师的语言。他可以同结构工程师交流，影响他们、挑战他们。如果你不懂工程，就会被他们所压制。”黄慧生承认，“贝先生无疑是一位天才，是很有能力的人。跟他一起工作非常有挑战性，你不能仅仅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你需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比如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他在卢浮宫设计的金字塔，他说：‘好，那你会怎么做？’”
在贝聿铭身边工作了40余年的黄慧生，对贝聿铭有着深刻的观察。“诚实地讲，他喜欢同能最终有决定权的人打交道。他有时与下属在一起工作，并没有那么耐心。他知道他们不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这是浪费时间。创造一个平地而起的项目，并不容易，所以他急于同能够深刻理解问题的人交流：‘告诉我，你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告诉我，谁负责？’贝先生有一句名言：我想同顶尖的人对话。贝先生对某个领域做得好的人非常欣赏，这个顶尖的人可以是马友友，也可以是医生、理发师、鞋匠、家庭主妇……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只要你做得好，他就非常欣赏你；如果你是马友友，也会赢得他的欣赏。”
“贝先生很少批评人，你知道，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诅咒的话，但他从来不会说这些话。这是他的教养。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向他汇报一件事，等到那个人离开，他不说这很糟糕或什么，他说：毫无价值。这是我听到的最严厉的话。诚实、单纯、低调，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对我像导师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与贝先生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是世界级的建筑师，贝氏事务所也是世界顶尖的设计事务所，在亚洲和欧洲都做了很多项目。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天际线，但他做到了。”
对出身阶层迥异而造成的那种微妙距离，也许只有华人出身的黄慧生能敏感体会到。“我们很少有私人的谈话，即使在外面出差的时间。贝先生有自己的朋友圈。用西方的话说，他属于‘蓝血’阶层——就是出身于富贵家庭。与我的阶层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他出生在中国一个富裕家庭，而我生在密西西比一个贫穷的华人移民家庭。所以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的朋友圈全是艺术家、收藏家……他们了解艺术，知道关于艺术的一切。”
“你问我与他亲近否？不。我过了很久才感觉与贝先生工作自在些。我是亚洲人，虽然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我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尊重长者和权威，不管是家庭里的，还是工作上的。虽然现在这些传统也在慢慢丧失，但还是有。我到了贝聿铭事务所之后，我知道他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对他也表现出了那种东方式的尊重，贝先生也能感受到我的态度。这与周围的美国同事不太一样。他们即使知道那是他们的老板，他们也不会像亚洲人那样。”
在黄慧生眼里，贝先生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他很少谈及家庭和孩子。不像西方同事，一起喝酒、谈棒球、谈孩子……”黄慧生在很多场合也遇到过贝聿铭的夫人陆书华，“她举止端庄，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她，她的背总是挺得笔直。我太太以前开玩笑说自己永远挺不了那么直。”
东西之间
随着贝聿铭在美国建筑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东方背景和家族故事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传播和熟知。而他与建筑界、文化界、商界乃至政治界主流话语圈或远或近、或疏或密的关系，也使得他的身上笼罩了几分神秘色彩。有人形容他“对权力的各种微妙关系的敏感程度，可与声呐相媲美”。贝聿铭性格中哪些特质是东方的，哪些又是西方的，这也成了很多对他感兴趣者闲谈的话题之一。
“他们并不会把他看成一位亚洲人，而是一位有天分的、敏感的最顶尖的设计师。但某些时候，他的东方背景也会有影响。当初香港汇丰银行选择建筑师时，也邀请过贝聿铭，但他拒绝了。他知道，当时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对方倾向的很可能是英国人而不会选一个华人。后来证明果然是。所以种族的确是有影响的。但是澳大利亚在选择首都时，他也被邀请担任评审员，而他做出的评判对于最终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黄慧生说。
贝聿铭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西化，这没错。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我对两个世界的人都很了解，和他们在一起都很自如。但说到底，我和西方人之间还是有一道屏障。虽然没有竹帘那么厚，但这道薄薄的屏障最后还是把我们隔了开来……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别，比俄罗斯人或者中东人等任何其他人种之间的差别都要深刻，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太悠久。我们的文明可以追溯到那么遥远的年代，比任何国家的都要遥远……”贝聿铭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比你想象的要中国化得多，我猜我没有在你面前表露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1974年，贝聿铭在时隔近40年后重返大陆；1978年，贝聿铭被邀请回国，对北京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些建议。
“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中国政府想发展旅游业挣外汇，希望建造一些新的酒店。邀请贝先生回国。我是先头部队，提前两三天到了北京。我们否决了好几处选址，因为在那些地方建酒店，会伤害原有的人文景观。有一天，当我行走在景山公园北边时，我意识到尽管在地面上看，故宫周围的城墙非常令人震撼，但如果从高处看下去，紫禁城的气势就消失了。任何过高的建筑，都会使人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故宫，如果这样，中国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就会被毁掉。于是我在一张纸上画了示意图，让大家站在故宫北门延展的中轴线上，并建议，不要在附近建高层建筑。两三天后我们交换笔记时，贝先生看到了这个想法。而这个条件所限制的视野角度，就是北京现在在故宫附近实行的政策。现在这条线被称为Pei-Cobb-Freed线，或者Pei线，因为我为这家公司工作，所以这么叫也是准确的。”黄慧生说。
“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项目找到贝先生，部分是因为他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和他的能力能够克服那些最困难的障碍。他从来不会在没有事先做大量研究之前进入一个项目，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问题所在，能够从文化、历史、政治、社会方面去评估他们。”珍妮特·斯特朗说。
1990年，73岁的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此后，他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接下了一系列小项目，这些项目全由贝聿铭亲力亲为。“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追求一条商业信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他退休后的作品分布世界各地，包括卢森堡、德国、英国、日本、中国和卡塔尔。令人惊叹的是，晚年的贝聿铭仍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建筑评论家卡特·怀斯曼说：“贝聿铭是一位以工程学为根基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此同时，他更牢牢地抓住艺术和文化的灵魂。”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有人评价，在使现代主义成为美国公共机构的官方风格这方面，贝聿铭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别的建筑师。但贝聿铭本人似乎对冠在身上的各种标签毫不在意，也很少公开表达他的建筑哲学和建筑观点。他参加建筑师行业的会议的时候，很多建筑师热衷于表达自己的建筑观点和理念，乃至批评同行的东西，贝聿铭几乎总是不置可否，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引起了一些建筑师同行的不满，说他圆滑世故。但贝聿铭只是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的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贝聿铭没有固定的风格，这意味着他不会带着‘这个建筑应该是怎样’或者‘要用怎样的材料’这样预先的想法去开始一个项目。几十年来，他持续某种坚持和纯粹，决不加入类似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者其他20世纪的‘主义’的流行趋势中。相反，他坚持现代主义的审美和一致的几何逻辑，非常精确。‘几何’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珍妮特·斯特朗眼里，贝聿铭并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理论家，而更像是一个有着基本话语的哲学家。或许，贝聿铭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作品去解释，“他相信他的建筑自己能说话”。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文的帮助。参考书目：《贝聿铭全集》《贝聿铭传》《贝聿铭谈贝聿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