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如何在最大的安全范围内寻求最佳有效剂量呢？
从古至今中药用量一直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且是中医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历代度、量、衡的差异，煎煮方法、药材质量等条件的限制，古人并未对 “量”作深入的阐释。现代中药的临床合理用量谨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药典》）规定剂量及安全用量，但有时未能发挥最佳治疗效果。因此，中医临床急需从 “效” “毒”的角度阐释中药的合理用量，探究中药的 “量效关系”。
古往今来，中医师在遣方用药的策略上各不相同。
有的医家擅长于小剂量治病，如叶天士临证善长运用小剂量温热药，其附子用量范围为七分到三钱 (2～9 g) ，常用七分到一钱 (2～3 g) ，主要治疗阳气虚衰、气机上逆等病证，常涉及脾肾；又如王孟英提出，“重病有轻取之法”，对于危重患者正虚不能大补，药量重反而增加机体负担，影响病情好转，此时则取轻取之法，而重病轻取的前提是辨证精准、药贵对证；再如蒲辅周先生的 “轻舟速行”法，祛邪不伤胃气，杜绝邪气乘虚复入。
而有的医家却以大剂量治病，如《伤寒论》 炮附子最大用量可至 3 枚，如去桂加白术汤、桂枝附子汤、大黄附子汤。仝小林院士团队实测《伤寒论》中 1 枚附子约为 36 g，3 枚折合为现代 108 g，他在《重剂起沉疴》中提出 “急病大其治，慢病发作期大其治”，主张重剂治疗疑难重症、 急重症，即疾病具有 “急” “重” “危难”之特点时，投以重剂，及时扭转病情。
以上医家虽然在遣方用药思路上各不相同，但无不以 “效”为先。为了达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最大疗效，临床中医师经过不断的探索、讨论、总结，综合各种因素，寻求最佳方药用量、配伍等。其中方药用量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如药材产地、药物炮制、方药剂型、煎煮方式，患者体质、年龄，疾病的轻重缓急等。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如何以 “效”为出发点选择方药的最适用量? 经过临床探索及经验得出，可以从病、势、证、症、方、药、人等方面出发，即因病施量、因势施量、因证施量、因症施量、因方施量、因药施量、因人施量等，即 “以医为本体” 与 “以药为本体”相结合，综合把握剂量规律， 找到剂量范围和病证的最佳适用范围，以求最佳量效关系，提高临床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