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
清廷受理了这桩洋人反腐案之后，洪任辉呈上了一篇长篇对状，罗列了粤海关7项罪状。同时，他们隐含要求开放海禁自由贸易的要求。接到洋人的这个状告之后，乾隆皇帝十分惊讶，他先是派遣总督李侍尧会同特使在广东会审此案。
而会审的结果则是各打50大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洪任辉也以“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到澳门圈禁三年。而对于英国等西方商人最希望的扩大贸易的想法，清廷不但没有丝毫退步，反而进一步缩小了通商关卡，康熙皇帝开创的四港通商局面，在80年之后被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缩减只剩下一个广东海关。
很显然，随着西方商人的无孔不入，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的乾隆皇帝，出现了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排斥。忧虑的乾隆皇帝愈发感到：防范比通商更为重要，大清王朝万万年的统治，比海关的那点钱更为重要。因此。英国商人洪任辉的状告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关闭三大海关的决心。
广州海关
在乾隆及清廷眼里，国家的海防安全远远重于对外通商，因此，选择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的另一原因，则取决于广州拥有易守难攻的要塞。想要到达广州港，西方国家的船只必须从虎门途经黄埔，而这段必经之路上沙多水浅，没有中国引水员的带领，洋船根本难以自由进出。
与此同时，这条水路还有多处官兵设防，十分易于防守，这在地理位置上让清廷更有安全感。而其他三大海口岸却不同，例如，宁波地势平缓，海面辽阔，无险可守，一旦洋人有不轨之举，扬帆就可直达腹地，自然十分危险。
其次，广东位于中国的最南端，距京师等清廷中央的心脏更是十分遥远。再加上广东在明朝时期就是华洋杂居，因此，清廷基本默认了西方国家对于广州的影响。而其他三大通商口岸不同，其他三大海关位于江浙地区，浙江历来是礼教重地，在乾隆皇帝看来，这块地方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因此，清廷对于文化、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西方商人逼近京师重地和江南漕运财富中心，是极为警惕的。
乾隆皇帝
再次，关闭其他三大海关而独留广州，也与广州的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康熙皇帝开设的四大海关，设在松江的江海关主要是针对国内沿海各港的贸易，而设在厦门的闽海关，主要应对的是南洋各国的贸易，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主要对接的是日本贸易。
而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则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因此，广州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四海关之首。而且，乾隆皇帝的内库收入，也有相当比例来自于广东海关，自然，乾隆皇帝在决心只留一个海关之后，选择了收益最高的广州海关。
最后，则由于广州海关与皇帝的独特关系。康熙皇帝设置的四大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由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也就是说，广东海关是由皇帝的内务府亲信出任。而其他三大海关都是由地方大吏监管。内务府之于皇帝，就相当于奴才之于主子，其亲疏程度自然不是普通大臣可比的。
清朝内务府
而这些内务府出身的官员，所思所想当然也只有皇帝的个人利益。这既有利于皇权，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于粤海关的信任。与此同时，清朝皇帝还赋予了粤海关钦差耳目的权限。他们可以独自向皇帝上奏，监视地方官吏，密报地方隐情。就连两广总督都无权截止。这一方面成为最高统治者了解地方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自然让皇帝对于他的这些家奴更为信任。
对于以小族统治万万人的清王朝而言，巩固统治，拒绝一切外来变化，希望爱新觉罗的家族传承万万年，才是他们最为重视的，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步。因此，四大海关所得的关税虽然很重要，但相较“祖宗基业”来说，还是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