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员牛不牛，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能不能把握多种类型不同的角色。能演好人，也能演坏人等。做为戏剧界之翘楚，梅兰芳当然也要挑战这个难度。因此他不仅要演丰满的杨贵妃，还要演瘦弱的林黛玉。但他饰演的林黛玉效果如何呢？
对此，吃瓜群众当然会拍手叫好，行家可未必。比如鲁迅。做为中国文坛的执牛耳者，他在整个文艺界，包括戏剧界都是能说上话的人。因为他有极高的审美能力，和对艺术的终极理解。而他看了梅兰芳饰演的林黛玉后却十分不满，写了《论照相之类》一文，文中说：
“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
很明显，鲁迅认为，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形象太差劲，眼睛太凸，嘴唇太厚，而且太胖，有些发福。至于麻姑是什么样子，鲁迅没有形容。根据中国民间传说，麻姑是个道教的女神仙，长得美丑无从考证。当然，你也可以把麻姑理解为一个搓麻将或者搓麻绳的村姑。反正无论怎样，鲁迅所谓的麻姑不会是什么好的意象。
鲁迅此文发表在1925年1月12日的《雨丝》周刊上，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梅兰芳见到后十分不爽。文中还点了梅兰芳的名字：
“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
文中很明显，鲁迅对梅兰芳的眼睛和嘴唇颇有讽刺，当然这是梅兰芳的长相使然，当他饰演杨贵妃时，人们都惊艳他的神态，惊艳她的风情万种，不可能会注意她的眼睛凸不凸，或者嘴唇厚不厚的。而对于林黛玉来说，那时正在葬花的她，只是一种悲伤或者愁绪的表达，是没有什么风情万种的意象的，因此观众才会注意她的嘴唇或者眼睛，或者是身材，到底同林黛玉像不像。所以鲁迅认为梅兰芳并不是万能的，能演好杨贵妃，未必就适应演林黛玉。但梅兰芳却并不自知。
但鲁迅批梅兰芳其实另有所指。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来看，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
可以看出，鲁迅是很反感男人扮女人的，当然也是从文化心理上的反感，他是旨在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
之后鲁迅并未罢休，1933年，他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文章中仍坚持他的观点：“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
文中阐发了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了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为此，鲁迅是真的得罪了梅兰芳的。那时鲁迅同梅兰芳都在上海居住，同是文艺界名人，一个是戏剧界的老大，一个是文学界的翘楚，按说应该有所往来，有所切磋才正常，但二人却形同陌路。
1934年3月，已经40岁的梅兰芳喜得贵子（即梅葆玖），文化界名流纷纷到场祝贺，但鲁迅并未前去。
1934年11月，鲁迅再次写了一篇文章《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发表在《中华日报·动向》上，文中再次表达了他对男扮女装现象的讨厌，并再次讽刺了梅兰芳：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
“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此文鲁迅对梅兰芳的批判更加深入。说他开始的戏，尽管“俗”，“猥下，肮脏”，但还是有生气的，也就是说，梅兰芳是属于大众的，是服务于老百姓的艺术家；后来一经士大夫捧场，变得高贵了，却成了“死板板”的东西，比如他演的《天女散花》，虽仙味十足，但缺乏人气。因为天女本不是人，既不是人，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反正谁也没见过，也就无所谓好坏。但一经有钱人吹捧，就大红大紫了。
这里鲁迅先生是在批判脱离大众、脱离生活的文艺，如果戏剧总是取悦于权贵，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还有什么意义？在鲁迅看来，“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消闲”的代称，是必须“深恶”之的。文艺必须“为人生”，必须要改良人生，甚至“揭发病苦，引起社会上疗救的注意”。对这些要求，梅兰芳显然达不到。不只是他达不到，那时候所有演京剧的，又有谁能够达到呢？只不过，鲁迅是拿梅兰芳做为例证罢了。
当然梅兰芳不懂这些，或者懂了，但不想认同，这就更令红透半边天的他不爽了：你老鲁是砸我的生意不是？因此在鲁迅逝世时，上海文化界名人悉数参加了他的葬礼，而梅兰芳却没有到场。无论如何，梅兰芳表现得不够大度，也不够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