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杂志》与《新青年》封面
《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主编陈独秀在“社告”中以“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的话语说明办刊背景，在“答读者问”中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废想象的”的“青年六义”［11］。进入1916年，在袁世凯复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下，《青年杂志》很快由青年启蒙转向国民启蒙。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陈文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独秀此文把西洋文明输入吾国后的经历分为：最初的学术觉悟，其次的政治觉悟，当下的伦理觉悟。伦理觉悟兴起，其原因在于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共和宪制，须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基础。而中国伦理政治以儒教纲常为大原，与共和政体不可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回顾西学东渐的历程，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维新时期的思想领袖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鼓噪成立“孔教会”，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者。针对思想逆流，陈独秀又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拥护平等自由的欧美文明价值观，剑指中国旧有的专制思想与孔教。其《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13］而袁世凯之流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创刊时声明不批评时政的《青年》，在礼赞欧美文明，批评中国专制时，又如何能绝缘于时政？
《新青年》打出伦理革命的旗帜之后，由于胡适的加盟，又竖起文学革命的旗帜。1906年，16岁的胡适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读书期间，曾接办《竞业旬报》，经历了一年多白话文的训练。1915年10月，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向在美国读书的安徽小老乡寄送《青年》杂志，并受陈独秀的委托向胡适约稿。在多次催促下，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胡适，1916年2月译一短篇小说寄来，并有信于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14］胡适提出创造新文学主张之前，陈独秀在《青年》第1卷第3号上有《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文中有“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论断。胡适创造新文学的想法，甚合陈独秀心意。在多次通信讨论修改后，胡适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拉开文学革命的序幕。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改在北京出版。《新青年》以“伦理革命”“文学革命”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与严复、梁启超“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启蒙相较，其最重要的变化，是通过青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将民主、科学的观念精神，与每个个体的行为与生命方式结合在一起，以个体的觉醒，促进民族的觉醒。伦理革命在社会生活上，提倡思想自由，政治平等，扫除三纲五常的羁绊，维护共和政体。在个人发展上，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家庭革命、婚姻自由。文学革命提倡文白合一、雅俗不隔、性情至上的文学书写和拼音识读、标点符号、简体字的国民教育。通过这些与现代人的现代生活紧密连接的方式，让思想与文学革命走进每个个体的生命空间。
《新青年》提倡伦理革命、文学革命，为社会所积极响应，但也招来守旧派的攻讦，被视为邪说怪物。陈独秀1919年1月作《〈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5］“德先生”与“赛先生”，比科学与民主，更具形象性和亲和力。中与西，新与旧，在《新青年》团队看来，总是处在非此即彼的紧张冲突中。
随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问题讨论的深入，《新青年》的容量已不敷所需。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1月，支持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创刊，每周一期，以发表政治时事评论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北洋军阀政治，都成为《每周评论》的热题。陈独秀1919年初在北大取消文科总长、设置教务长的体制调整中，不再担任文科总长职务，但仍是北大教授。李大钊1918年1月起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同时也是《新青年》六人轮流编辑之一。李大钊关注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1919年5月，在他担任轮流主编时，编辑了“马克思研究号”，并发表两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所阐发，并认为“阶级竞争”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中国如此全面精准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第一人。1919年5月，五四爱国运动因为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而爆发。陈独秀5月26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披露五四运动中国民的两种觉悟：一是在强权蔑弃公理时，运用强力保护公理。二是国民的生存权利被政府危害时，运用国民力量维护权利。陈独秀把五四爱国运动后对外对内的两大觉悟概括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16］。在6月10日曹汝霖等卖国贼被罢免后，陈独秀想继续扩大战果，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于是就有6月11日到北京繁华街道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行为。《新青年》的几位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都亲自参加了散发传单的活动。陈独秀在活动中被捕，《新青年》编辑部因为是陈独秀的住处而被查。83天后，陈独秀始获释放。陈独秀出狱时，《每周评论》被停刊。经过1919年的风云激荡，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志宣言”。“宣言”发表时未署名，现收入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文集》中。“本志宣言”首先继续承认《新青年》是一个同仁杂志，“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其次，“宣言”重申《新青年》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基本宗旨：“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第三，“宣言”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17］这是经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陈独秀思想的重大变化，其中也蕴含着建立新的政党的重要信息。
李大钊与《每周评论》
陈独秀出狱后，出于安全考虑，也出于工作需要，1920年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暗中回到上海。不久《新青年》杂志也从北京迁至上海法租界。此年春天，俄共代表在北京与李大钊、在上海与陈独秀接触，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成立，成员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陈独秀任*。1920年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成员大多是北大进步师生，李大钊任*。北京支部是*、*接触马克思主义，参与建党工作的重要平台。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党组织成立，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出现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救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对国家与民族命运，影响既深且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走向，也影响既深且巨。
三 徘徊在“中西”与“古今”中
的中国现代学术
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回上海后，自1920年9月第8卷起，新进作者大多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迁至上海之后的《新青年》，不管是政治操作，还是学术建设，都秉承了新文化运动评判一切的理性精神，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随后，上海又创办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政党知识。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丰碑。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学说，在社会与大学的青年中流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进步社团中的青年学生，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道路，中国学术。
北京大学与陈独秀
失去了《新青年》的北京，进入后五四时代。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在京的《新青年》成员，借助大学的讲坛讲席，著述为文，坚持把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及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精神，贯穿到公共事务的评价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以自己的思考和理想，努力推动现代社会和现代学术与知识体系的建立。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发表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新文学的宗旨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作序，从“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四个方面称赞胡著。因为《大纲》只完成前半部，序者希望作者努力进行，编成一部完全的哲学史大纲。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际，胡适在上海陪杜威演讲。陈独秀在监狱期间的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18］,“好听的主义”暗指对社会主义的提倡。李大钊予以反驳。胡、李论辩进行到三四个来回的时候，《每周评论》被封。1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全面阐发自由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文化学术观念。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的十六字方针。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成功之处。针对中国问题，输入西方学理，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养成研究问题的态度和研究问题的人才，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重要学术任务。对中国的旧学术，一不盲从，二不调和，将其整理出一个条理脉络、前因后果来，弄清其真意义真价值，才能实现新旧学术的转换。新思潮的最终目标是再造文明，用一点一滴学术进步，促进国家与民族进步。《新思潮的意义》可以作为胡适建立现代学术体系的纲领。声称不谈政治的胡适，1923年以后也身不由己地做起很多书斋之外的事情。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遗憾，与时过境迁的学术兴致有关，也与中国激烈动荡的时局形势有关。
胡适与顾颉刚
后五四时代，以“疑古”为突破口的国故整理的风暴在悄悄聚集之中，始作俑者是胡适，主将是钱玄同、顾颉刚。1921年9月，钱玄同致信胡适，评论章太炎、康有为、崔适的路径得失。以为除“仿泰西新法”这一路径外，“新国故党”超越前辈的第二件法宝就是摆脱“家法”，不以门派自限。为了标志自己新的学术方向确立，钱玄同自1921年起使用“疑古玄同”。此后数年，在讨论古书“辨伪”时，钱玄同获得第三件法宝利器——从辨伪入手，“经”之辨伪与“子”同等重要，或且过之。研究经史、整理国故，从辨伪入手，经子同辨；摆脱“家法”，超越今文古文派的眼界轸域；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重建知识体系。三条在讨论中形成的定理，构成了钱玄同整理国故思想的核心。钱玄同以上述价值观方法论，对胡适、顾颉刚施加学术影响。
顾颉刚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说”［20］。这是“古史辨派”的理论基石，在当时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历史观。钱玄同看到后回信给予高度赞扬，还详谈了对六经的认识：一是六经于孔子无涉；二是托古的伪书伪解，也极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三是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最为混乱。在钱玄同、顾颉刚手中，辨伪依然只是手段。他们企望在建构起新学术之前，把古籍还原整理成可供使用的砖瓦石料，以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者出现。辨伪者担任的是清道夫职责，辨伪的主要学术职能就是存真祛魅。
后五四时代的十余年间，以辨伪为突破口，以促进中国学术现代转换为目标的国故整理运动，影响深远。在五四以后评判一切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大大加快。随着维新启蒙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相继步入大学教坛，大学成为学术转换的枢垣：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分类，代替了传统的四库分类，中国学科体系的初建悄悄萌生；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学术目标自成系统的述学之作，数量上越来越多于序、跋、笺注、评点的著作，新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在缓缓生长；北大、清华、师大、燕大等高校研究院培养的新生代学者纷纷涌现，他们如顾颉刚所希望的“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21］，在新辟学科领域学有专攻、各有建树。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郭绍虞、罗根泽的中国文论史研究，刘盼遂、姜亮夫的诸子学楚辞学研究，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学研究，董作宾、朱芳圃的甲骨文研究，谭其骧、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等，均以学有专攻的努力，开辟了许多新的学术空间。后五四时代的国故整理，以“史料”眼光看待古人古籍。在平等、评判、整理理念的引导下，走出了一条由“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考古”的学术历程。上述新生代的出现和成长，使“整理国故”的接力，得以运行，中国现代学术的空间里，开始呈现出万木竟秀、千帆竟发的可喜局面。中国现代的学术格局初具规模。
在中国现代的学术推进过程中，“中西”与“古今”仍是以“研究问题”与“再造文明”为学术宗旨的学人无法回避绕行的问题。1919年的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刚刚偃旗息鼓，科玄论战烽火又起。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区分“科学”与“人生观”，认为科学只能创造物质文明，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就是西方的物欲横流的结果。解决精神文明需要东方文明的参与。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称之为玄学，认为其立论存在着对科学与西方文明的误读。最后引用胡适的话“人类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为科学张目。张、丁论战几个回合之后，各种学术主张、学术路线的代表人物参与论战。对这场论战，评论不一，我们可以借用钱玄同的视角，透视各派的论说。钱玄同1923年7月至8月给周作人写信，谈起对学术界的感受时说：我觉得近几年思想最明白的人有两个：一是吴稚晖，一是陈独秀。在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上，最可佩服。“关于这一点上，梁启超固然最昏乱，蔡元培也欠高明，胡适比较的最明白，但思想虽清楚，而态度则不逮吴、陈二公之坚决明了，故也还略逊一筹。”［22］梁启超之所以“昏乱”，是其《欧游心影录》，持欧洲科学*论，将欧战以来世界文明的希望寄托于东方文明。胡适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尽管预测趋势清晰。但不及吴稚晖、陈独秀的态度坚决明了。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是张君劢的支持者，其肯定科学的作用，但不承认科学万能。胡适是丁文江科学论的支持者。胡适1923年11月作《科学与人生观序》，认为中国还不曾享受科学的赐福，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因此不必菲薄科学。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也应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陈超越科学派与玄学派，标榜唯物史派。陈独秀以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23］。在陈独秀熟练地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持“唯物史观”批评张、丁、梁、胡的论点时，充满着一览众山小的自信。
钱玄同旁观科玄论战，其持“欧化就是全世界之现代化”的观点：“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24］钱玄同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中外古今”：“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25］经改造的“古”、与现代文化接轨的“今”，才能成为世界的活物。挣脱古代，接轨现代，这是再造文明的意义所在。
科玄论战是后五四时代东西方文化本位的论战。这样的论争20世纪还进行过多次，如1935年萨孟武、何炳松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胡适写作《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批评说：“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大震动……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中国本位从未被打破，就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26］也是在这次争论中，胡适在《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文中把1929年《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全盘西化”的提法修正为“充分世界化”［27］。
与自由主义文人“中西”“古今”文化本位坐而论道风轻云淡的讨论相比，五四之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经历血与火淬炼的伟大事业。这一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不断成功，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进程，深刻地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格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找到了改变中国社会，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1940年，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位置上的*，写作了《〈共产党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建构起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回答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等重大问题。*首次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科学概念，以“五四”为界，把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五四”之前的中国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之前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已是腐败无力，失去灵魂，剩下躯壳，其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之后的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又尚未到达社会主义，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其政治方向是社会主义，其文化目标是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民族独立解放的文化；所谓科学的，就是对外来文化，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全盘西化，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所谓大众的，就是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已经在哲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向无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比喻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东方革命这个‘的’的。”［28］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的民族形式和工农兵方向，奠定了4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上述观念，无不渗透着求实创新的精神。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甲午战争以来“中外”与“古今”争论背后所折射的文化本位的正确把握和回答。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学术内涵。
四 实事求是思想与学术路线的回归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伟大国家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何在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奠定之后，完成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任务，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来说，是一件并不轻松的担子。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因大学教育和社会阅读的需要，*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的倡议得到逐步落实。1950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公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编写中国史、中国文学史等教科书成为最急迫的任务。在文史学科，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被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学科，后来又有了当代学科。在学术思想方面，提倡用现代科学思想与方法整理转化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在整理转化的过程中，注重用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解释历史的成因与过程，普遍运用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评判人物、事件，诠解复杂的历史现象，分析文学作品；在历史叙事中，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注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挖掘，重视农民起义的评价研究，重视保护民间原生态艺术。建国初期，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尝试用新的历史观解释描述中国史、中国文学史。以前混沌不清，错综复杂，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进步最为明显的学科门类。
*《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新旧斗争，即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29］。二是“五四”之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比它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绝无领导作用，至多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盟员。在新旧文化阵营截然划分的时代，旧阵营的异动是容易引发警惕的。俞平伯是五四时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成员，1923年写有的《红楼梦辨》一书，1952年9月，在北大任教的俞平伯将旧稿修改，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此书的重新出版引发了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随后批判蔓延到胡适，再后转向胡风，且形成胡风反党集团错案，株连甚广。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学术批评的若干原则，避免扩大化，但这些原则并没有在激化的思想战线斗争中得到落实。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后，如何指导文化艺术与学术研究工作，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在谈到中外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0］在此前后，中央又提出了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在随后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又发生反击右派的事件。“反右”的扩大化，实际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处理敌我矛盾，处理政治问题与处理学术问题把握不好的表现。这种向“左”方向偏转，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的沉痛教训。
政治文化上向“左”偏转，也会带来学术上的偏转。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继1957年教育部颁发《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后，1961年初开始，国家全面铺开高校文科二百余种教材的编写工作。整个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从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抽调数千人参与其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学术工程。其中文学方面的《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等五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唐弢主编。游编《中国文学史》1963年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却迟迟不能成稿。参与此书编写的樊骏先生《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记述：“周扬本人对这本教材确实也抓得很紧，唐弢经常向编写组传达他的指示要求。针对庸俗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已经渗透这门学科，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写史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说大不了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到时候我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1962年秋，文学史写出提纲。提纲的审稿会正好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召开。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参加了中央全会的周扬立即将这一精神贯彻于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在审稿会上发言的基调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一来，原先置于首位的客观的历史实际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备受推崇的‘春秋笔法’也弃置一边；对史家而言，关键还在于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端正。真可以说是编写方针上一次180度的急转弯。”［31］《中国现代文学史》1964年赶印出上半册征求意见，下半部的手稿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知所终。在整整中断了14年之后，1978年9月，唐弢*编写组，三卷本72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出版时，编写组已经成立20余年。时间拖得久只是问题的一面，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主编唐弢对刚出版的史书颇有违心的论断而饱受学术良心的折磨：“想到书中的缺点，始终负疚于心。”［32］盼望着尽快重加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出版是一个极富说明性的学术个案。我们感谢樊骏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