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断壁颓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悲壮开端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代学术百年
关爱和
内容提要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强行拉入近代世界格局。在救亡图存与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制度。共和制度因为缺乏全民族的思想变动而风雨飘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方向引领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步，也给予中国现代学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气度与力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现代学术；中西古今；文化自信
一 救亡图存与西学东渐背景下
现代学术的起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西方毫不掩饰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行为中，中国人最初的危机意识，是由西方的“船坚炮利”所引发的。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士人的最早的觉悟，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落实在国家行为中，是洋务运动的兴起。由各地封疆大吏参与主导的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最初阶段的军事与民用工业。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东方邻国发动的对华战争。这是一场更深刻影响中国命运、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甲午战争后的割地赔款，引发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对中国进行债务勒索，使中国丧失主权，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程度。甲午战争宣告了以船坚炮利、器物革命富国强兵之梦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成为中国人无可回避的政治与文化选择。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学术蹒跚起步。
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政论文章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他为百年学术做了一个气势不凡的破题与开场。严复以“运会”一词，描述中倭构难。运会形成，“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严复比较中西学术的不同，其一是中西学术价值取向抵牾：“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二是中西学术有代际的差别：西洋学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国人举道德、政治、礼乐为大道者，反讥西学于此无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2］文化价值取向与代际的差别，造成彼强我弱，彼富我贫。甲午政论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严复救亡图存的思想旗帜；译介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成为严复西学东渐最重要的学术实践。二十余年间，严复翻译八大学术名著。严译名著的贡献在于让中国人知道西方有船坚炮利的格致之学外，还有精妙绝伦的人文社会科学。格致之学与人文社会之学如车之两轮，共同支撑了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这一本来存在的历史事实，却需要在国家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进入国人的认知。严译名著中的两个概念对中国的思想革命和学术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二是《社会通诠》中对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三种进化形态的划分。进化论和社会形态论，让国人面对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放下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唤起了觉醒奋起的意志。学术的正能量，在国家富强、群体进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事业中，得以呈现。面对“中外”与“新故”两个纠缠中国学人百余年的问题，严复也做出旗帜鲜明的回答。他既反对中国士大夫“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之说，也反对“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之说，而提倡“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3］。在维新变法时期，严复是眼界开阔，站在救亡启蒙与西学东渐前沿的知识领袖。
梁启超与严复
与严复同时站在救亡启蒙与西学东渐前沿的知识领袖还有梁启超。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参与公车上书，主办《时务报》，成为舆论界的骄子。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亡主张，与身体力行于译介西学，持赞成欣赏的态度。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欧洲之学大量涌入。面对纷至沓来的新知识、新学理，从学问饥渴的中国走来的梁启超，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平台，开辟了西学东来的通道。梁启超西学东来的通道与严复西学西来的通道，形成呼应之势在先，形成压倒之势在后。梁启超建立在“东学”基础上的“新民救国”理论，其学理结构是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主体目标，以“新史学”与“新文学”的发动作为学术变革的抓手与两翼，辅助新民救国主体目标的实现。中国旧有的学术在民族危机、西风东渐之后已是千疮百孔。支撑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新的学理、新的学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阐述学术与新民之关系云：“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我国屹立泰东，闭关一统，故前此于世界推移之大势，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则天涯若比邻矣，我国民置身于全地球激湍盘涡最剧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新之有道，必自学始。”［4］同年，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释革》一文云：“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5］此种言论，不啻为学术变革的宣言书、动员令。经学、史学、文学的变革，随之拉开序幕。学术变革的方向是创造“天涯若比邻”的时代，可以适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需求，可以新国，可以新世界的新学术。梁启超把20世纪初世界所处的时代称为“过渡时代”，梁启超充满自信地预告：这是一个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在西学东渐呈现汹涌之势的背景下，梁启超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6］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结合的最高境界是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粱启超认为：“新民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本无而新之。”［7］淬厉其已有，采补我之所无，这是一种最具有建设性的开放和自信的文化态度。
王国维
与站立潮头的严复、梁启超不同，王国维走出了一条独学自悟，由西入中的学术道路。王国维读书著文、涉猎学术的顺序，是先哲学，次文学，后史学。哲学时期，攻读康德、叔本华之书，探求高严的哲学如何构建知、意、情的和谐统一。文学时期，用叔本华理论解读《红楼梦》，开始以西海之理，解东海之学的尝试。随后又有《人间词话》，以境界说论词。有《宋元戏曲考》，叙中国戏曲的起源发展，并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历史学时期，研究殷墟甲骨文，有《殷墟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即“二考一论”问世，并创造了“地下之学问”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走上了个人学术的巅峰。王国维学术兴趣转到“史学”后的1911年，罗振玉在北京创办《国学丛刊》。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序中提出两个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地标性意义的观点：一是区分科学、史学、文学。王国维认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8］以如此言简意赅的语言，为科学、史学、文学下定义，区分其内涵外延，显示出王国维良好的学术意识与思维能力，也显示中国学术的分类在逐渐超越经、史、子、集的范畴，与西学接轨。二是申明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持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体现出王国维不同于流俗的认识，有几分思辨和批判思维的成分。
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学术著述的承载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对文体敏感而又关心中学命运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在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时，有两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判断：一是将严复译书与汉唐译书的文化背景作比较，以为“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今西学之流入中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9］。因为汉唐与晚清中学的学术生命力有别，今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的学术之道，其命运未知比释氏何如？吴文委婉曲折之中，与其说担心赫胥氏传播的命运，不如说其更担心中国学术、中国文学的命运。二是区分中国晚周以后的著述，分为集录之体、自著之体。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体，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唐以前，多自著之书；唐以后，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吴氏预告自严复译书后，中国的自著之体文，会悄然而兴。《天演论》后，梁启超写作《饮冰室诗话》、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仍是沿袭诗文旧的评点形式，但梁启超的《新民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则已是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著述之体了。现代学术的起步，在学术观念，在学术视野，也在学术载体与形式。
二 五四思想文学革命
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五四思想文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均与《新青年》杂志有关联。1914年，陈独秀在日本协办《甲寅》，曾有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10］其启蒙国民改造社会的信心满满。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办，陈独秀拥有了一个实现自己诺言的平台。《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在时代风云激荡推演中，《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暴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