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不可能不遭遇许多困难和挫折。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胜利时清醒，从错误中觉醒。清醒和觉醒的路径，是重返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重返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序幕。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又特意在“实事求是”前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12月18号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学术界描述各自学科拨乱反正的学术元年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1979年。我们以史学为例：黎澍在评论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时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33］史学界的感受是真实和具有普遍性的。1979年以后，后五四时代成长发展的各个学科，共同回到实事求是的原点，因而有了各自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些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的2019年，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描述，我们在此无须赘述。本文试图再通过一个世纪学术老人、一部学术自述，管中窥豹，以简驭繁，跟着冯友兰的讲述，走进现代学术的百年，知兴替，明得失。
冯友兰与《三松堂自序》
1983年，哲学家冯友兰写了一部《三松堂自序》，记述自己60余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许多关节点对现代学术百年有阐释性意义。
1.关于北大与胡适。冯友兰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招生简章上有三个哲学门，而真正开课的只有中国哲学门。中国哲学门有三门课程：中国哲学史、诸子学、宋学。胡适在三年级时做他的老师，发的讲义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名引发大家的笑声，因为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当于大纲的大纲。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名学史》，先秦之外的部分是讲课时加上的。既非蔡元培序所说的一年完成，其前后功力也深浅不同。
2.关于胡著与冯著《中国哲学史》。1927年以后，因为所供职的燕京大学需要讲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开始《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冯自言写作哲学史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也随之流传。因为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对冯有所影响，因此冯著与胡著也有显著不同。冯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清末中外交通时代，于是冯著就把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百家争鸣；经学时代僵化停滞。清代学术，偏于“信古”。钱玄同、顾颉刚由“疑古”发展为“辨伪”，冯自称自己则走到了释古。胡著对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占了很多篇幅，是汉学考据的路径；冯著则偏重各家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是宋学义理的路径。汉学与宋学，都不是研究哲学的方法，但研究哲学史是有这两种方法。方法不同，结果亦异。
3.关于“中西”与“古今”。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把社会分为许多类型的内容或特点。所以古今之分，其实就是社会各种类型的不同。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体要改了，用会跟着改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补产业革命之课。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课。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4.个人文化观的三个阶段。《三松堂自序》最后一章名曰“展望”。有“卒章显志”的含义。其中全文收入冯友兰1982年9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答词用英文写成，87岁的冯友兰60年后重返1920—1923年读博士学位的母校，百感交集。他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以为他一生的学术努力，都在探究如何回答“所生活时代的文化冲突”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美国时正值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东西不同文化矛盾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34］第一个阶段，用地理区域来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别，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第二个阶段，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第三阶段，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冯友兰用“踌躇摇摆”来描述其30年代写作《中国哲学史》和80年代初修改中面临的困难。“踌躇摇摆”主要来自于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继承精神遗产问题。“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同时促进实现新命。”［35］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还谈到1946—1948年在美国讲中国哲学史的经历：“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像是在博物院中做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80年代再访美国，因为中国的进步，也因为自己学术的进步，冯友兰讲学的感觉则大有不同。“这次我到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36］冯友兰的“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过程，不正是中国人100年来由自愧不如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吗？在《三松堂自序》的结尾，这位世纪老人写道：“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东西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它的内容也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随意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也会生出许许多多的人才，以完成这种事业。”［37］
中国现代学术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化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艰难起步，在西学东渐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催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通交汇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成功，使我们在获得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也重新获得了文化与学术自信。反过来，文化自信又成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中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何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中国学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旧邦新命，继往开来，冯友兰“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38］的诗句，是我们的心声，也应该是我们的行动。
注释
［1］［28］［29］*：《*选集》，第1359页，第759页，第62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3］严复：《严复集》，王栻编，第46页，第5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470页，第5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92页。
［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8页。
［8］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谢维扬、房鑫亮编，第12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9］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一卷，施培毅编，第147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
［10］《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12］［13］［15］［16］［17］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第89页，第136页，第194页，第119页，第361页，第48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4］胡适：《胡适全集》第23卷，耿云志整理，第9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8］［19］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耿云志整理，第321页，第691页。
［20］［21］顾颉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顾潮编，第41页，第2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2］［25］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65页，第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476页。
［2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二卷，第155页。
［26］［27］胡适：《胡适全集》第4卷，耿云志整理，第578页，第584页。
［30］*：《论十大关系》，《*文集》第七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1］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32］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唐弢文集》第9卷，第6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3］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再思集》，第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4］［35］［36］［37］［3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407页，第413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4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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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素材来源：文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