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得从近几年山西的一系列新考古发现说起。
从考古学文化来看，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无疑，但二里头只是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夏文化，更早的夏文化甚至先夏文化，则由王湾三期文化以及更早的庙底沟二期发展而来。
而古史记载中的“夏墟”所在地正在晋南（《康诰》云“封唐叔于夏墟”），这也得到了考古的佐证。考古发现，庙底沟二期类型的中心分布地域，是晋南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黄河沿岸地区。
此后，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山西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发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众多大中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500年。
然而，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原本文化面貌相同的两地，却出现了差异和分化。临汾盆地的器物种类增多，纹饰由篮纹变为绳纹为主（说明有外来部族），此后，这里发现了大型史前城址—陶寺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后），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为首的专家学者根据史*载和考古发现最终认定：陶寺为陶唐氏（尧帝）的文化遗存。
而运城盆地的器类特征却一成不变，直到陶寺文化崛起后，运城盆地开始出现陶寺文化特征。运城绛县周家庄遗址的H33、H159灰坑分别为陶寺文化中期和晚期，但陶质方面又与运城本地的垣曲盆地文化类型相似。这表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南下“侵入”了运城盆地。
事实上，传世史*载的陶唐氏最初封地并不在晋南，《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汉书·高纪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山东定陶）”，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猪骨随葬，在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但整个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该墓葬习俗。反倒是千里之外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有着相同的猪骨随葬习俗。
文献和考古都充分表明，陶唐氏是个外来户，西迁来到临汾盆地，形成了陶寺文化，并一度进入到了西南的运城一带。
那么被陶唐氏驱逐的又是谁呢？上文提到，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前身是早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先夏文化），这也就意味着，被陶唐氏征服和驱赶的正是原本生活在河汾一带（夏墟）的夏后氏部落。
这一考古发现，与史*载的“唐伐西夏”事件形成了吻合。据《逸周书》和《博物志》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西夏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