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是人类的认识活动之一，创作者秉承着历史理性为观众创造艺术真实，与观众发生互动，而当这种互动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就发生了共振。只有当电影从生活真实生发出艺术真实时，电影才有引发社会关注，将人们的视点聚焦到一处的可能。由邓超与俞白眉联手执导的《银河补习班》(2019)正是通过一个虚构但又富有真实感的故事，充分带动、感染着观众们的情绪。
民生话题与情绪唤醒
“共振”概念来源于物理学，而情绪共振则是一种对其物理学意义的借鉴。人们普遍承认，情绪是有着感染性的，个体的情绪置于具体舆论场中，就可以实现互相感染，当这种情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情感就会大规模地同步，“当某种情绪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能够激发出大多数人共通性情绪，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产生社会认同之时，就可以认定为‘社会情绪共振’”。而舆论波的产生和流动，正是社会情绪共振的可视化结果。
显而易见，最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唤醒人们情绪的电影一般都为社会题材类的。近年来不少电影或是选择了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或是在具体情节、角色的设计上，贴近观众熟悉、关心的民生热点，共振效果也由此产生。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最容易引发热议的情况下，如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就以慢粒白血病患者承担不起救命药“格列宁”的故事一举揽获三十余亿票房，“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等台词深入人心。而又如在饶晓志的《无名之辈》(2018)、王小帅的《地久天长》(2019)等电影中，高明是资金链断裂，抛弃楼盘逃跑的房地产商，沈英明则是在下海后从事了房地产行业，渐渐与下岗了的好友刘耀军拉开了差距，人物与主人公之间的命运殊途，与他们的房地产商身份不无关系。这些都可见导演对医疗、住房问题把握的敏锐性。
邓超和俞白眉则选择了教育这一热点话题，将困扰无数家庭的“应试教育”、家庭教育等问题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中的马飞从小被老师当众指责“缺根弦”，马飞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以至于长期成绩处于中下游，直到父亲马皓文鼓励他“你的智商仅次于我”之后，才渐渐从“缺根弦”的自我定位中走出;又如并不熟谙少儿心理的马飞母亲馨予，对于儿子的教育简单粗暴，如对马飞灌输要么考上清华北大，要么就只能去街上卖烧饼的理念，在自己和丈夫忙于事业时，只知道将马飞送到全市最好的寄宿制学校博喻中学;而博喻中学的教导主任阎主任则是一个典狱长式的教育者，马飞仅仅因为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本《笑傲江湖》就被在全校大会上批评等。
无论是小学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侮辱、贬损式定性，抑或是为生计奔波的家长以“托管”于学校的方式回避自己的教育责任，以及以高考为目的的中学教育中“读死书”“题海战术”等，都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也即生活真实，电影中反映的一些现象，由于真实而让人印象深刻。如每年高考结束后，学生们在校园中大肆撕书狂欢，释放压力，让校园落下纷纷扬扬的纸片“大雪”等，就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新闻当中，并引发争议。电影中的马皓文也正是据此质问阎主任，学生们真的爱所谓的“学习”吗?如果爱，为何不珍惜凝结了自己心血的课本与习题集?让阎主任无言以对。大量银幕之前的观众，都能分别从学生/孩子、家长或教师的立场和身份，对人物进行情感投射，能回忆起自己与教育相关的点点滴滴。电影的艺术真实，正是以生活真实为底本的。
可以说，在美国有《死亡诗社》(1989)、《叫我第一名》(2008)，印度有《起跑线》(2017)等佳作之后，与观众距离极近、完全脱胎于中国教育现状的《银河补习班》有着一种为国产电影填补空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