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念俱灰的孩子从教学楼上一跃而下，虽然没死却成为一个疯子，时时在校园里游荡，让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这也成为阎主任内心的隐痛，他不断地严苛对待学生，以繁忙的工作来迫使自己遗忘对儿子的愧疚。阎主任对儿子的爱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这是这对亲子关系失衡的关键。另一对亲子关系则是指令长顾星河和女儿。在宇航员们即将升空的新闻发布会上，女记者问顾星河在太空最想对地球说的话是什么，顾星河说的是“不要舔牙床”，让人们为之错愕，而随着顾星河说“爸爸会给你带一颗星星回来”时，人们才意识到他说话的对象是自己正在换牙的小女儿。
顾星河并没有用宏大话语来置换自己对女儿的关切，而是以饱含爱意的叮嘱来弥补自己不能陪伴女儿的缺憾。而在火箭发射时，女儿也稚嫩地说“爸爸加油”。这是一对温馨完美的亲子关系。阎主任和顾星河两种父爱，共同照映着马氏父子的关系，充实着电影的拟态环境。观众在接受这三对亲子关系时，必然受到极大的触动，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何为更好的父爱，父爱与孩子未来发展关系，中国的亲子关系是否正向着理想、平等的方向发展等问题的思考必然被激发。
时代标志与共情激发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即特定的社会群体之中的个体，会有共同的记忆。而刘易斯·科瑟等人则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认为集体记忆有着集体性、框架性、建构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在电影艺术中，电影人往往善于利用记忆载体，在叙事中插入时代标志，以激发观众的共情。如在《夏洛特烦恼》(2015)中，夏洛在梦中发生了“穿越”，他从医院跑到大街上，看到的是“神州人民欢庆香港回归”的条幅，意识到自己回到了1997年，此时的红色条幅，以及“我的一九九七年”的歌声，就成为承载记忆主体情怀的时代标志。
尤其是在我国迅速发展，民众生活日新月异，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记忆载体迭代快速，记忆传递有可能出现断层的当下，电影将大量时代标志巧妙安插到叙事中，让观众感到旧生活的场景得到重现从而涌动情感，这是极具可行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