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将理性单一地归结为工具和目的，过度强调外在世界而忽略了内在自身，注重法律意识而忽略了伦理诉求。
人们感到与外部世界疏离，世界成为异己力量，他人也成为异己力量。人们感到了“自由的丧失”。
在韦伯看来，这种异己力量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其他社会形态中。
人们似乎被困在工具理性的牢笼中，无法摆脱其中，难以克服理性对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
简而言之，工具理性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众多好处，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消费主义、权力膨胀和社会疏离。
韦伯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忽视了内在的自我和伦理需求，并感受到与世界和他人的异化。
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其他社会形态，人们似乎无法逃脱工具理性的困境，难以克服其中带来的消极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批判性的学术团体，早期代表如霍克海姆、阿多尔诺等人致力于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他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和物化现象正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导致的。韦伯将多元理性局限于目的理性，并从目的合理性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
哈贝马斯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意识基础上有所突破，同时克服了韦伯的悲观意识，坚守现代性这一未竟事业的观点。
根据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观点，理性意识早在前资本主义甚至人类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
只有在理性的引导下，人类才能认识自然、掌握自然并从中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理性工具化和合理化的过程，也是人类与自然不断斗争的过程。
然而，与自然的斗争也导致人与世界的对立和异化。这是人类的内在矛盾，因此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并导致了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文化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