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园杂记,菽园杂记全文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3-10-30 14:00:38

(四)印章收藏市场空前繁荣

清季,印章收藏盛行,收藏范围也从明代以古印为主拓宽为古今并重。清周在延《赖古堂印谱》跋云:“(周亮工)患难中汉玉、老冻尽伴画、墨、书、箑,转易饘粥,长安传四卖诗,印章其一也。”高凤翰购藏秦汉、明清印各五千余方,可谓宏富。蒋仁购得梁千秋所刻“兰生而芳”印刻跋文:“广陵市上得此印,凡书画得意之作钤之,或曰千秋侍姬韩约素代作。”周亮工《印人传》记到:“后从他所购得(顾昕印)百余方,乃大胜吴儿所藏。”王澍序沈凤《谦斋印谱》云:“客有以秦汉印三千来者,凡民开箧大喜跃,穷日夜悉谱之。”一次买印三千方,出手不凡!梁巘曾先后购藏姜炜篆刻数十方。汪启淑藏印达数万方。陈介祺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专门建造“万印楼”藏之。清朱枫《印徵》序记:“儿子家濂,宦游之余……购得古印百方。”晚清叶德辉也说:“余友黄君吉园,癖好古印,先后收得吴中故家所藏秦汉玺印数千,以贫故鬻去。此等事例比比皆是。吴让之治印逾万,吴云《晋铜鼓斋印存序》称:“让翁治印甚伙,但一经兵燹,一经窃贼,所余不多。”其“饥思煮石”印款刻“让翁自用,窃者无耻”,连窃贼都惦记,也可窥见当时藏印热度。笔者仅抽取清代38部印谱统计,存印达46925方,这些印章不外自刻(摹印)和收藏两种,其中虽有交叉重复者,但数目之大堪称壮观。

清代,古印的价格相当不菲。董洵《多野斋印说》记载其朋友购买秦九字小玺印:“吾友洪疏谷复以百二十金得之。”张廷济详细记述自己嘉、道年间购印价格:“宋桂州驮番司新朱记五两;金姜村商酒务记十两;元万户之印四两;元管军总管府印十两;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项子京(铜印)一两;曹溶(玉印)五百文;孝升(玉印)五两;红药山房收藏私印(乌木)一两;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瓷印)四两。”(沈慧兴《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看张廷济的金石生活》)黄易在题《王莲湖铜印谱》中也写到:“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易初得十余,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大椟。”索价之高,连为官济宁同知的黄易都感叹“力薄”不支。

王懿荣得到“日庚都萃车马”烙马巨印,手题“丙申七月以白金六百两购得易州裴君”。王镇远《剑气箫心》记,龚自珍于道光五年(1825年)以五百金加宋拓《汉娄寿碑》购得汉婕妤玉印。白银500两,超过一品京官的年俸!光绪时何昆玉集《簠斋藏古玉印》序记载:“尔时尚有汉铜孔褒私印一事,以其索值太昂,非百金不可得,至今惜之。”晚清刘鹗壬寅日记曾谈到购王懿荣藏印:“迂道翰甫(懿荣子)家议定汉印六百方千二百金”,平均二两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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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明代篆刻市场相比,清代在承续、巩固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拓展。

(一)篆刻“商品”的品类不断丰富

1.闲章功能扩大开发。

内容形式的丰富,增强了印章的社会适应性,提高了收藏价值,从客观上刺激了篆刻“消费群体”的扩大和使用者拥有数量的增加。印文“无语不能入印矣”,从内容上既有斋馆印、别号印,又有吉语成语印、诗词警句印、肖形印等,抑或记述生年、概述生平印等,繁杂多样,使用广泛。其中,按指定内容创作印谱是一个创举,如汪启淑事先确定内容,然后请人篆刻辑为《飞鸿堂印谱》,还有刻制诗词文赋成为完整一套,如《滕王阁序印谱》《二十四诗品印谱》等,功能已纯粹定格为欣赏品。《续印人传》记载,梁巘欣赏姜炜篆刻,求其刻制了大量的印章:“求镌名号印几十方……去岁往姑苏由江宁,于市上购得七方,珍藏之,盖若宝也。”这里至少向我们透露两点信息:一是这七方印估计是闲章;二是印章尤其是闲章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已经很普遍。

2.边款艺术进一步成熟。

印款不仅为篆刻家提供了尽情抒发才情、展示才华的介质,而且精美的文辞、不同的书体加上精湛的刻工,无疑增添了印章的观赏性和“附加值”,也迎合了“消费者”悦目怡情的心理需求,从另一方面“给力”篆刻市场。因此,吴大澂在求王石经刻印时还特意嘱咐:“倘得尊书边款数字尤幸。”

3.印材更加丰富,印钮雕刻不断开发。

清季,青田、寿山、昌化石全面使用,涌现出潘子和、谢奕、杨璇、周彬等无数印钮雕刻名家。篆刻与精美的印石、精湛的雕刻完美结合,增强了印章的美感,成为篆刻艺术的新“卖点”,也提高了印章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周亮工说:“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患难以来,尽卖钱糊口,买者欲得吾冻耳。”说明了印章、印石收藏中的一种现象。

4.印谱出版空前繁荣。

印人出版并销售印谱获利成为篆刻市场的衍生品。韩天衡估计清代印谱至少有千余部(册),包括集古印、摹印和时人印等。印谱买卖始于明代,明《顾氏集古印谱》册首钤一木戳称“每部六卷计白金十两”,甘旸《集古印正》也标明“计六册,每部纹银三钱”。胡正言《印存初集》二册,钤记“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周亮工《印人传》曾记,他到苏州搜集清初印人顾昕的印谱,虽然只有数十方印拓,藏者却“非百金不可”。陈介祺帮助族弟陈佩纲将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北京王懿荣等人代销,以助生活所需。魏锡曾在毛西堂拓制《西泠六家印谱》序中称:“(印谱)素自宝爱,往时朱芑孙愿以二百金相易。”出价之高令人咂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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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营销形式”探索创新

沿袭明代,清代印人介入市场的形式不外家中“坐商”、集市“练摊”、“游幕”等。清中以前以“游幕”形式较为普遍,清中晚期印人制订润格“明码标价”市场化操作卖印,则是革命性的创新。

1.“游幕”形式。

印章的实用性特征明显,这就决定了其走向市场的形式具有独特性,交易多为供需双方直接完成,不像书画多数摆在店里买卖。同时,由于文人篆刻家羞于谈钱,更放不下架子“练摊”,加之官宦、富贾也乐于采取这种延请的方式,以示崇文尚雅,因此,“游幕”就成为印人的最佳选择,既能解决生计又不失“面子”。历官巡抚、总督的毕沅好士重才,热衷金石篆刻,将许多印人待为上宾,记载说他“人有一艺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洪亮吉《书毕宫保遗事》)。杞县令李继烈延请吴熙住府中两年,为其刻印六百余方,辑为《金石红文》印谱行世。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所刊3498方印,也是巨资请各地印人历时31年完成的。印人周芬家贫无以为生,住汪启淑家数载,得观汪氏所藏,技艺大进。钟延瑛序《时和园印存》云:“青雷印亦殊工,第以艺游诸王府,不暇为人镌。”游幕足以满足朱青雷的生计,也就不愿再为其他人刻印了。切玉家汪皜臣颇得黄东厓赏识,不仅出资延请刻印,还“赠以妾”作为奖掖。大盐商马曰琯兄弟建造“小玲珑山馆”供书画家、印人常住,书画治印,诗酒酬唱。邓石如等也是以“游幕”的形式谋取衣食之资,游食四方。晚清,社会环境改变,依附“权贵”生存越来越难,加之篆刻日趋商品化,篆刻市场日趋规范,印人的“游幕”活动也就逐渐式微。“游幕”形式因为幕主承担衣食或助以资费,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营销”形式。

2.制订“润格”明码标价。

篆刻润格的出现意义非凡,是清代印人史无前例的创新!是篆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另外,清代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等形式相继出现,营销形式进一步丰富。

书画市场唐宋即有,而书画润格最迟明代中期出现,文徵明、唐寅等均有书画润格见于史籍。但是,篆刻润格清初才初露端倪。《丛书集成》陈继儒《妮古录》记载,清初万寿祺篆刻润格为“刻篆:石五钱,金铜一两五钱,玉二两”。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记录。清中以后,印人制订润格卖印逐渐成为常态。后来发展到委托笺扇庄“挂单”代销作品,用广告的形式宣传推销作品,以及“题襟馆”、“西泠印社”推介卖印等,均表明印人和篆刻已经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市场,篆刻市场逐渐规范完善。

通过篆刻润格和史料,我们发现,清初至晚清左右,印章的价格高于书画!一是古印高于古书画;二是印人润格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据《清内务府档案》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前后购明人画作,戴进《夏景山水轴》七钱,林良的《芦雁轴》三两五钱。而张廷济嘉、道年间购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清初万寿祺润格是“石五钱,金铜一两五钱,玉二两”。另外,从丁敬与郑板桥润格的比较、上司以四金让沈世刻印、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等,均可看出印价高于书画。黄易“梦华馆印”边款记:“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以恽南田扇面换取黄易一印,虽为文人间雅好,也折射出印章在世人心目中的价值。

另外,清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刻印等形式逐渐出现,篆刻营销形式更加丰富,对此将另文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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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范围扩大,辐射全国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刻印者358人,其中170人明确籍贯:浙江有18地42人;安徽有10地34人;江苏27地66人;山东五地五人;直隶三地四人;河北(旗人)三地四人;湖广江西三地三人;福建五地五人;辽宁两地两人;云南两人;河南、山西各一人(沈慧兴《飞鸿堂印谱》简考)。按当时所谓“汉地18省”看,作者几乎遍布全国。明代篆刻市场主要集中在南京、扬州一带。至清,这种格局随着流派印的繁盛而发生变化,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且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市场中心。

1.以扬州为中心的苏沪地区。

扬州的艺术市场非常繁荣,郑板桥《行书扬州杂记卷》曾记,其与金农、李鱓、高翔等“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由于扬州地区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在此鬻印的印人之多前所未有。清初印人程邃居扬州鬻艺近四十年。其后,林皋移居常熟,创“虞山派”从者无数,名家有近百人。林皋与汪关、沈世和等过从,经常往来扬州鬻印。汪关父子名满朝野,其子宏度“尤风流,自命得钱不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尽冀复得钱,始为人作”,挥金如土的不羁风范被周亮工记在了《印人传》中。清代中叶,有高凤翰、汪士慎、巴慰祖、胡唐等人。汪士慎以卖画、卖印为生。胡唐当时被称为“黄金一籯镌一字”,名气很大。而影响最大、最有“市场”的当属邓石如了,优良的“市场环境”吸引邓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九次盘桓扬州,成为他一生中创作和“鬻印”最重要的地方。活动在苏州的印人有顾苓、顾昕、杨龙石、郭麐等。顾昕家贫,鬻印为生。杨龙石《龙石道人印存》收历年鬻印所得三千余,卖印达到三千,既表明他的篆刻深受欢迎,也可看出市场的需求之大。如皋印人姜恭寿“生平不轻为人作印,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黄学圯《东皋印人传》卷上)。南京印人有姜炜等称名于时,其印常于市肆售卖。上海本埠印人不多,外来者占到90%以上,著名的主要有胡震、徐三庚、胡匊邻、杨大受等。其中徐三庚、胡匊邻等作为职业印人,市场“占有率”极高。徐三庚30岁前后挟技游历,鬻印为生,沪上名家蒲华、任颐、虚谷等人印章多出其手。据孙慰祖考证,晚清在上海鬻印的印人多达120人。

2.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

清中以前“皖派”雄踞天下,其后则以“浙派”为翘楚。明清篆刻家人数排名顺序为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等地。清中以后是“浙派”篆刻最辉煌的时期,“西泠八家”、赵之谦、吴昌硕等名家辈出。“西泠八家”中,丁敬以“白镪十金为镌一字”被载入印史,奚冈、赵之琛靠“鬻艺”为生。奚冈“以书币求画者不绝于户,估舶携之海外,皆悬金购之”(《墨林今话》卷五),篆刻想必也在其中。赵之琛未入仕途,足不出户以金石书画自给自娱,一生有逾千枚印传世。从“八家”的身份看,除黄易、陈鸿寿为官吏,余皆布衣。当时索印者多为权贵、名士书画家,这些印不会都是白送,他们应该有鬻印的经历,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会有新的证据发现。丁柱、胡志仁等鬻印称名一时。《广印人传》称丁柱“卖篆(印章)市中,问奇者履常满”。胡志仁则藉印为八口衣食,非其意者,铒以重赀不能得其印。可见很有市场且收入丰厚!晚清,西泠印社创立,更是吸引各地印人前来,据称当时有逾千金石书画家鬻艺杭州,篆刻市场相当繁荣。

3.以潍城为中心的齐鲁地区。

齐鲁地区篆刻市场的特点在于印章收藏和印谱的出版。清至民初山东籍著名印人有一百多人,集中在潍城、胶州地区。主要有温如玉、张贞、张在辛、聂际茂、朱文震、冷印乾、桂馥等。潍城篆刻始于明末,时任知县的周亮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初安丘张贞曾学印于周亮工,张贞之子张在辛承家传,尤工小印,其时四方执金以求者,踵门不绝。张氏家族的张在戊、张在乙等也善篆刻,成为当时齐鲁印坛和篆刻市场的佼佼者。郑板桥知潍县时郭伟、谭云龙等受其影响,酷爱治印,颇有市场。潍县陈介祺花巨资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并专建“万印楼”集藏。在其倡导带动下,许多人热衷购藏古印,并出版了二十多部印谱。陈介祺还推介族弟陈佩纲为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刻印,并将其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王懿荣代销。潍县王石经称名于时,许多人重金求其刻印。吴大澂就曾从吉林官署以厚润托陈介祺求刻。潍城的艺术市场比较发达,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他在潍县平均每年的墨润达三千金。4.岭南地区。清中叶,岭南篆刻迅速崛起,以印闻名或籍印为生的篆刻家有记载的不下百余人。谢景卿,一生鬻书画、篆刻为生,现存25册的《云隐印稿》存其鬻印所刻印章两千三百余方,是一位职业篆刻家。他还帮助黎简推介篆刻作品以解决“家食计”。徐三庚等曾经客粤治印鬻艺,使“浙派”和“皖派”篆刻艺术泽被岭南。余曼盦道光间客东莞张敬修可园,授徒、鬻印终老一生。鬻印最成功的当属晚清黄士陵,他在“末伎游食之民”印跋中述:“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伎以糊口。”他33岁移居广州,藉书印“末伎”为生。符子琴为其订润例,石章每字二钱,巨石五钱,牙、角、竹、木三钱,玉、晶、铜、瓷一两。生存的需要使他刻印量巨大,并由量而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成为晚清“四大家”之一。

清代徽籍印人众多,但由于他们大多外出游艺,在徽州却未形成市场规模,成为特殊的历史现象。京城的书画市场也相当繁荣,篆刻方面虽有如董洵等游京师卖印,但是篆刻市场却直至清末民初才发展起来,原因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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