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点健闻
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的SARS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
其中，以北京、广东、香港特区疫情最为严重。三地感染人数均超过千人，广东死亡人数超过50人，北京超过100人，香港达到300人。
而国内常住人口最多（2003年统计数字为1700万）的上海市，在整个SARS疫情爆发期间，仅有8人感染，2人死亡。
据当年媒体报道，上海市的SARS疫情呈现如下特点：1、以外地输入为主；2、全部病例都做到有源可查；3、疫情呈散发状态，8例病例发生时间跨度两个月；4、无医护人员感染；5、接触者发病率低，8个病例，共隔离密切接触者333人，其中只有1例确诊。
和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相比，这样的疫情堪称“和风细雨”。其中，或许存在幸运的几率，但更是多项有力措施并进的结果，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下沉到社区基层的防控体系。这些举措，是这座城市在1988年遭遇30余万人感染的甲肝疫情后，用数年教训积累而来的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即便如此，对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愈演愈烈，上海也无法掉以轻心。据八点健闻了解，近期仅通过航班交通，就有超过8万人群自武汉来沪，防控压力巨大。
此外，非典之后的十多年，上海也同样面临着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曾在SARS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基层防控体系，也将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诚实的小学生，自我隔离的感染者
2003年SARS期间，上海坊间流传着一个极富戏剧性和代表性的故事。
杨浦区世界小学一名三年级学生，在返校填写“防范非典情况报告表”时，一度犹豫了很久。这样的表格，对于经历过SARS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个有单位管辖的人都会被要求填写。上面除了个人是否出现发烧、咳嗽等疑似SARS症状，还会调查个人接触感染源的情况。那个小学生之所以犯难，就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家中是否接待过外地人员”。因为实际情况是接待过，而爷爷曾经嘱咐他，要在这一栏填“无”。经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把表格中的“无”划掉，用铅笔在旁边认真写上“外地表姐来过”。
让这个小学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他竟然成为了学校的“诚实小卫士”。事实上，在学校里，同样面临真实与谎言选择的，并不止他一人。
“爸爸骂我的时候，我问他我错在哪里，他说不出来的……过两天他悄悄跟我说是他不好。”另一个曾经揭穿爸爸谎报体温的同学这样说道。而每天测量体温并如实报告，也是当年防控SARS的常规操作。
这些敢于戳破大人谎言的孩子，有不少因此受到家长的责骂。但杨浦区世界小学的老师后来告诉媒体，在这场诚实与谎言的较量中，孩子们显然是胜利者。“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家长都能认真执行体测体温和情况表的填写工作，不少曾经谎填的父母还通过电话表示，通过这次事件，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在疫情的控制上，市民个人的传染病防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纪录片《非典十周年祭》就提到，北京SARS爆发初期，不少病人会隐瞒病情，一位老太太因担心医护人员得知其曾经照顾患SARS的老伴，而不对她实施救治，向医生隐瞒了其SARS患者接触史；另一名秦姓患者，就诊时隐瞒病情，以致最初护理他的15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
上海相对幸运，首例被发现的感染者有很强的自我隔离意识。据新华网报道，上海首例SARS患者李女士，是当年3月27日从香港回上海的，当时她自已就有一种不祥预感，因此从机场回到母亲家时没敢出门，把随身所带的行李留在母亲家后就直接到医院看病，4月2日确诊感染。
病人虽然注意了预防，但还是留下了传染源：一个行李包，还有间接接触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解救老人和孩子刻不容缓。但患者有三个住处，一个孩子念初中、一个孩子在托儿所，如果两个孩子受到感染，将对周围的孩子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4月2日，确诊的当晚10点，徐汇区疾控中心两位工作人员就摸黑找到患者在徐汇区的住处，对患者母亲进行思想工作后，迅速将掌握的情况报告徐汇区委、区政府。4月3日开始，有关部门对老人和两个孩子实行了３天的医学观察，并对他们家进行彻底消毒，直到警报解除。
这些故事是2003年上海SARS防控的的缩影。细如毛发，落实到个人的监控措施，人人有责的信息报告和流通，对自己和他人高度负责的意识，在疫情防控中都缺一不可。
下沉到社区基层的防控体系
在疑似病例的早期发现、市民的接触情况等基础信息层面，社区基层监控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2003年8月发表在《中国全科医学》的一篇论文，我们可以一窥当年上海SARS的社区防范机制是怎样运行的。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成立了组织网络，实行两级管理制度。
△ 制图：吴晔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中午12点以后向区卫生局上报，前一天中午12点至当日中午12点的疫情、当天实施医学观察中发现的情况，提出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已经采取的措施。
每天12点向街道办事处上报前一天中午12点至当日中午12点的疫情，及时提供返回和来该地人员的信息，及时反映居委会的工作情况，同时街道办事处每天将各居委会查到的反馈和来该地的人员信息传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核对。
前述小学生及其家长的人员接触和体温等信息报告，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环节。
同时，每天12点30分之前还要向区疾控中心上报前一天中午12点至当日中午12点的疫情，同时区疾控中心及时下传密切接触者的信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落实医学观察。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患者，会通过预检护士询问病史，将疑似病例报告给专职医生，同时报告防治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通过复诊后仍为疑似病例的，报给区一级疾控中心，通知防疫小组进行疫点消毒和健康教育。
△ 制图：吴晔婷
对于疫区返回人员，街道、区疾控中心或其他途径提供疫区返回人员名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指导消毒、测体温和记录症状，同时居委会进行日常生活监护。对从疫区返回人员的家庭，进行为期十天的医学观察。
△ 制图：吴晔婷
对与SARS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区疾控中心通知街道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居委会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疫小组上门对密切接触者家庭进行调查，并指导消毒、健康教育、测量体温和门诊记录，同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医学观察十天后，无症状出现或排除疑似病例，方可结案。
前文说到，2003年上海的SARS疫情中，全部感染病例都做到有源可查。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上海的疫情都是散发状态，未出现大规模聚集性爆发，这套细致入微的监控体系功不可没。
当然，体系都是由人构成的。从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套体系的效能：上海某街道一位大妈会跑到她所在区域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配合有关部门对一位外籍友人进行医学隔离观察；一位居委会干部为了解某房屋到底是谁来承租，可以在其门前从早晨一直守候到深夜。
有幸运成分，也有得力的措施
2003年4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小组到上海考察疫情防治工作，对上海在过去一个月里建起一个SARS防控系统表示高度赞赏。
一位WHO专家表示，上海没有像北京和广东那样大范围爆发SARS有两个原因：首先存在幸运成分，SARS并非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中国不同地区的发病率也有所不同。其次，上海市政府措施控制得力，一些病毒携带者在进入上海之前，已被发现并采取了控制措施。
曾参加过广东和北京等地SARS疫情调研的WHO专家组成员Li Ailan曾对媒体表示，上海医疗体系在病人早期隔离、医院感染控制等方面做得较好，由于有广东和北京的经验，上海的医院隔离和病人密切跟踪等措施都很到位。
疫情来临之前，上海市用足了提前量。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后来告诉媒体：在2003年1月和2月，上海市卫生局一直密切关注外地疫情变化，并实时监测WHO网站上有关疫情信息报告。2月11日，正式向上级提交各地“非典型肺炎”情况报告。2月12日，市主要领导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拉开上海防治SARS的序幕。接批示后，上海市卫生局便组织专家制定预案，并着手拟定《防治“非典型肺炎”指南》，设立“零报告”疫情监测点。
这些工作与上海市3月底出现第一例SARS病例前后相距了50天。
对于归属不同的各家医院、各级疾控中心和预防机构，上海市卫生局均实行了统一行业管理。这样的管理基础在SARS防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疾病防治开始阶段，上海市共建有110家监测点，囊括了所有二级和三级医院，随后又扩大到508家，囊括所有医疗机构。每个监测点都实行三种报告制度：一是“零报告”，所有监测点每24小时必须逐级报告疫情，无疫情零报告；二是“全报告”，，所有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见到SARS病例必须报告，不得隐瞒；三是紧急报告，对于群体发病、校内学生发病、特别危重病人等情况，必须在发病即刻立即电话报告，一小时内补充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会逐级上报，经市疾控中心，最后到达上海市卫生局。
刘俊在总结上海市防治SARS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对专家的倚重。在疫情发生之初，上海市卫生局即成立了由20名各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在城市防病形势的分析研判、防病策略实施以及技术要点制定上，专家委员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专家们针对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也为SARS防治储备了充足的医疗力量。
2003年5月下旬，SARS疫情已发展到后期，上海市一位专家表示，上海之所以能阻止疫情蔓延，是由于全市铸造了三根“链条”。一是以市民个体为代表的社会链，二是以政府公务员及公共管理部门为代表的制度链，三是以医学专家为代表的医学链。三者同属一线。
1988年甲肝大流行，面对疫情的前车之鉴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市民个体为代表的社会链。与之直接接触的，便是上海市的基层社区卫生网络。
上海这一网络的建立健全，得益于1988年的一场肝炎疫情。
那年自1月起，上海市民中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乏力和黄疸等症状的病例，后证明是由于市民生食了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
此次疫情持续时间超过2个月，共计造成31万余人感染，31人死亡，给当时的上海卫生防疫系统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上海市所有的内外科病房，总计5.5万张病床，而甲肝病人数以万计，医院病床严重不足。“医院住不下了，最后居委会的车棚都被改造成临时隔离病房。”曾经历了当年甲肝疫情的上海居民回忆道。
这场疫情使上海市政府开始重视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并逐步建立了传染病的防控应急预警机制。1996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1998年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1998年起，全市低端医院分步实现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职能转变。截至2003年8月，上海市共有预防保健机构89个，三级和二级公立医院1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1家、乡镇卫生院128家。
这也意味着，上海市公共卫生机构功能由传染病防治向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并重拓展，构建起了由疾病预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组成的公共卫生体系框架。
“而在其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发展，所以在重大疫情事件来临时，无法做到像上海这样的基层社区响应。”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如是说。
吴晔婷 刘冉|撰稿
季敏华|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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