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正处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这样一座相对高度只有40米的小山，取什么名、有什么讲究，其实并不重要。但从苏轼的著名散文《石钟山记》之后，它的名称来历似乎就成了个大问题。
石钟山
苏轼说，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其音，山下多孔穴，水涌入穴，则“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他因此嘲笑扣击两石听声音的李渤。如今石钟山被称为“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可见大多数人信服苏轼《石钟山记》。数百年以后，清代的俞樾和曾国藩认为苏轼的说法也不对，曾国藩在《石钟山名考异》和日记中说，石钟山下有洞穴，“深不可穷，形如覆钟”，因此“钟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俞樾说“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说“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论形的曾国藩、俞樾和论声的苏轼，哪个更正确？
（一）钟名何来：从郦道元到李渤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御札，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五年前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他原以为会久困黄州度过后半生，已经安心在东坡平整土地、种植粮蔬，自号东坡居士。不料又得调令，他趁机走亲访友。弟弟苏辙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苏轼赴筠州和苏辙同过端午，还和友人参寥同游庐山，写下了《题西林壁》。当时恰逢长子苏迈被任命为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县尉，苏迈参加科举考试之后首次得官，这是苏家的一件大事，因此苏轼绕道和儿子同行，到了湖口再分手。
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苏轼终于和苏迈一起“得观所谓石钟者”。这一路上苏轼的心情是极为振奋的，因此《石钟山记》行文中透露出旷达自适的意味，与他此时的积极情绪有关。
苏轼的《石钟山记》以议论为主，间以写景，主要内容是对石钟山得名的探究。他以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开头，重复了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郦道元认为是微风鼓浪、水石相搏，从而形成钟声，李渤则认为由于山石材质奇特、扣击之声神奇而得名。苏轼考察之后，发现山石多窍穴，“微波入焉，涵澹澎湃”，发出极大声音。因此总结说，郦道元说得太简单，而“笑李渤之陋”。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存的桑钦《水经》根本没有提到石钟山，更找不到“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这句话，郦道元《水经注》也查阅不到苏轼《石钟山记》中所说的“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 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苏轼引用《水经》和郦道元观点的内容照搬自唐代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后来谈到石钟山的各位学者也并未去翻检《水经注》，而是直接引用苏轼的说法，把“水石相搏说” 牢牢地扣在郦道元身上，这倒像是郦道元的一桩“不白之冤”。不过，也有可能是否在唐代以后的《水经》和《水经注》中，这一段落恰好都佚失了。
山东青州郦道元像
郦道元是否研究过石钟山名的来历，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唐代的李渤确实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石钟山得名原因是什么？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远不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有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两百多年前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苏轼绝对不会在某个月夜泛舟石钟山。李渤才是那位真正把“石钟山”发掘为著名景点的“元老”。
在唐代官员中，李渤是不大起眼、又有些事迹流传的一位。《全唐诗》中存诗五首，并不算多。他曾经担任江州（今九江）刺史，如今九江还有李公堤，这是当年李渤留下的胜业。游石钟山不过是这位“父母官”顺路为之。他在游览之后写了一篇短短的《辨石钟山记》，欧阳修曾经见过这篇文章的原本或拓片，收进了他谈论三代以来金石遗文的《集古录跋尾》中。欧阳修称赞李渤的文章“有幽人之思”，书法水平并不算特别高明，不过“亦不为俗态”，称得上雅致，这篇作品堪称“忘忧之佳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