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家，彭雪琴也是理学中人，理学是“社会之心”，与庄学的“超越之心”针锋相对。即使晚清时期的理学和宋代的理学有所差异，却都有“重道轻文”的特点，理学家们难以体会到诗人们的诗意和胸怀。比苏轼大四岁的程颐看不起杜甫的诗歌，说“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道出做甚？”曾国藩和彭雪琴也未必能感受到苏轼月夜游于赤壁之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情思。这就是诗人和理学家之间的不同：诗人眼中只有诗，理学家眼中全是理。
有趣的是，苏轼的《石钟山记》本身就与当时北宋的理学“气场不合”。张载和程颐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代，比苏轼年纪略长，他们把“知”分为先天具有、靠内心体悟的“德性之知”和后天的、需要依靠耳目见闻培养的“见闻之知”，张载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程颐认为“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二程贬低“见闻之知”，认为这与真正的学问无关。苏轼则强调“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俩人唱的分明是“对台戏”。两年之后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丧礼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程颐也在苏轼长子苏迈的官职上“使坏”，双方的交恶似乎在《石钟山记》里就隐隐约约能看见苗头。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苏轼到达石钟山下，正是白天，正是枯水季节，苏轼恰好进入岩洞，看见山腹之中的阔大洞天，他会采纳“以形命名论吗”？可能会，但更可能不会。相比以外形论，以“天籁”论显然高妙得多。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相当雅致的命名原因，去认可一种浅白的、无甚意趣的理由呢？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论山名以形似，难道不是“见与儿童邻”？山形如钟与天籁之音，显然后者更有意趣、更近玄远之“道”，更能得到文人的青睐。
（四）感念苏轼游石钟山一年之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时来运转，重新被起用，很快成为朝中大员。之后他认识了米芾，米芾是湖北襄阳人，恰好有一块用石钟山之石制作的砚台，可见苏轼与石钟山有缘。他特意写了《米黻石钟山砚铭》：“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惟盗之隐。因山作砚，其词如陨。”
如今的石钟山，大半名声因苏轼的散文而起。客观地说，因为时间久远，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已经难以说清。无论是曾国藩等人以形论，还是苏轼以声论，或者有些研究者提出的形声结合论，反映的都只是提出者本人的立场，与真正的得名原因无关。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争议，在增加石钟山的意趣、成就了石钟山的名气上，倒也不能说全无意义。正因为苏轼等人，才把石钟山变成了一座“文化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