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石钟山的曾国藩像
彭雪琴的说法，有过于渲染之疑。曾国藩根据自己亲自考察，得出“坡亦误”的结论。是否比苏轼考察得更深入的曾国藩，代表了石钟山得名的正确结论呢？
（三）山名背后：庄学与理学苏轼到石钟山时水势较大，不能进入山中洞穴一观，因此并不知道山腹中空。苏轼曾询问寺里的僧人，僧人接受的是李渤的观点，派童子持斧扣击石块，发出硿硿声，可见当时石钟山“以形得名”的说法还不广泛。曾国藩和俞樾所持的“以形为名”的观点就面临这样的质疑：如何能保证千百年前给石钟山命名的人就一定知道山腹是空的？即使他们知道山腹中空，又怎么能确定他们一定会联想到钟？毕竟国内山腹中有洞穴的石山那么多，以石钟命名的山却很少。说石钟山因形得名，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不能作为“标准答案”。曾国藩所谓“坡亦误”，逻辑不够完满。
苏轼偏向于“以声得名”之说，一方面是因为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形成了心理预设：他所要验证的，是郦道元和李渤的两个说法，哪个更正确，另一方面，则关乎于苏轼本人的审美倾向——石钟山的得名，不仅仅是“真”的问题，还是“美”的问题。
石钟山的苏轼像
苏轼在月明之夜所观察到的石钟山有什么特点？夜色之下见到的山形，“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考虑到石钟山相对高度不过四五十米，苏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诗意的夸张。更令他产生无穷想象的是所听到的“山音”，有生灵之音，栖鹘磔磔云霄间，鹳鹤叫声响于山谷；有自然之音，山石“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夜深人静时，万籁俱寂，苏轼与儿子苏迈、舟人泛舟于辽阔的水上，注意到水石相激的声音洪亮而别有韵味。有人曾说，苏轼为什么要在光线不好、行舟不便夜间才去游石钟山？很可能苏轼当时要验证郦道元的“水石相激发声”的说法，夜间才便于感受石钟山之声。
石钟山景色
在中国古代士人心目中，音乐表现着人的内在心灵，有着极其超然的意味，《礼记》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能为知乐。”对自然之“乐感”的发现，则可以追溯到庄子。庄子认为自然是“道”的体现，他推崇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把“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作为理想。从魏晋时期开始，接受庄子思想的士人们就“以玄对山水”，希望从自然景物中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对自然的欣赏折射出士人们超脱玄远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
苏轼显然也接受了庄子思想，他对艺术的追求是“天工与清新”，赞赏“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强调超然、自得、天成之韵，恰如同庄子在《齐物论》所说的“天籁”。 庄子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而天籁是天然发出的声音，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十多年后的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1101），苏轼从谪居的海南儋州回返，路过江西南安，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半年时间，司法掾吴君拿出《石钟山记》给苏轼看，苏,写了《跋石钟山记后》：
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
苏轼在石钟山感受江水穿石，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这是一种人与浩荡无垠的自然相融相合的体验。水起、风声、石响，这就是“庄生所谓天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