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儿童等待遣返
池田澄江，中文名：徐明，她是第一个以独立身份获得日本国籍的日本遗孤。她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她的亲生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军人，母亲是随军家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徐明的父亲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西伯利亚。母亲只好带着5个孩子颠沛流离地逃难，最后来到牡丹江市日本难民收留所。徐明是最小的孩子，当时仅10个月大。母亲已经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奄奄一息。
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她母亲背着婴儿，走到街上，看见路过的中国人就哀求人家收养她的女儿。一位姓李的木匠收下了这个孩子，后又转送给维新市场大院里不能生育的徐姓夫妇，一对40多岁的中年人，孩子取名徐明。
池田澄江
据统计，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侵华日军撤退和遣返过程中，像池田这种被遗弃在中国、由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遗孤有3000多人。
无论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中国养父母们都给予了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日本遗孤尽可能的关爱和照顾。徐明9岁以前，家境还比较殷实，养母总给徐明买新衣服，把她打扮的干干净净。9岁以后，养父生意失败并欠下很多外债。徐明和养父母搬出原来的大院，生活条件也一落千丈。但就是这样，养母也没有让孩子落下学业。养母虽然不识字，但仍会盯着徐明把每天的作业做完。到了春节，为了让孩子穿上新衣服，养母还把自己的黑缎夹袄改小了给徐明穿。
中国养父母和收留的日本遗孤
但生活的困苦仍是一波一波的压来。养父因为欠债太多跑路，养母和徐明每天都被债主堵门。养母心中烦闷，生出了轻生的念头。但连续三个晚上，看着熟睡中的徐明，心中不忍，觉得自己一走了之，徐明却无人照看，实在是放心不下，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咬牙把生活过下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遗孤问题的解决也提上了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日本政府一开始将日本遗孤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现在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又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均属于日本籍残留日本人。这一类主要是当年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陆续送到东北。这些女性，也包括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中国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死亡，大部分女性在之后为了生存而进入了当地人的家庭，并在此后以东北地区为家。
第二类则是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拥有中国国籍的则属于“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日本遗孤基本上属于第二类。
遣返的日本人与亲人相见
一开始，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日军从中国撤退和遣返期间被中国人收养，且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也就是第二类），对他们发放日本国籍和援助回国，而十三岁以上的、如是为了生存或自愿加入中国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则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视为“残留妇女”，不发放补贴援助，不予归国。1993年，该差别政策被取消，遗孤和残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
1985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一套针对遗华日侨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遗华日侨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均拒绝做“身份担保人”。一些日本人迫于压力，并不希望与遗孤相认，毕竟遗孤多为长子，可能会瓜分家产，而且很多日本父母也有了新的家庭。
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限制遗华日侨归国时，只有与日本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一同取得国籍，而那些被收养的遗华日侨的养子、继子则被排除在外。由于有十位不符合规定的日本残留妇女在回国后被扣留在日本机场，引起了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
迫于国内压力，1995年日本政府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国家将承担遗华日侨的回国事务。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1972-1995年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
然而，这些日本遗孤归国后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有一个日本遗孤说的很到位：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日本式的，但我们的思想却是中国式的。
由于日本遗孤长期在中国生活，与日本社会分离，中国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又未能掌握日语能力和习惯日本的生活，因此不少人在回国后都丧失了再劳动能力。据统计，65%的归国日本遗孤只能靠接济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