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的农田
从社会层面来看，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实际上在自然界很少发生的正反馈现象：粮食增加→人口增加→粮食增加→人口增加。这个循环持续了数千年之后，人口增加到游猎采集时代的成千上万倍，人类社会再也不可能选择回到游猎采集的原始模式。
人类祖先从游猎采集的获取方式转成农耕养殖的生产方式，需要面对的任务比从前复杂得多。丈量田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测算农时需要历法的诞生，不同功能农业工具的制造需要群体分工合作，沟通交流多了又会产生语言以及抽象的文字，群体分工配合明确预示着剥削者、统治阶层的出现，这些关系的总和又促成了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族、国家的出现。
被人类驯化的“五谷”等粮食作物无疑推动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些作物本身，也通过与人类互利共生，实现了更高数量更大范围的繁衍，又何尝不是“驯化”受益者呢？
本文首发于《地球》2020年第3期，有删节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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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 丹
排版：尹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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