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即将28岁，依旧是一个有着子宫的普通女人，依旧不想生孩子，依旧会大声说出：“我的子宫我说了算，不好意思，你没有话语权。”
我大学毕业至今已满5年，近3年来，妈妈虽不会每日催婚催恋，但隔三差五会转着弯儿提起。
最初，她总是问起“不结婚的话，老了怎么办”？我摆出一系列反驳的理由，例如“结了、生了就一定会有人养吗”“未来国家养老体系建设会越来越完善”“买好保险多挣钱”等等。她见嘴皮子占不了上风，便以退为进道：“我没有着急让你结婚生孩子，先谈恋爱也行呀，人多体验体验爱情没坏处。”我深知其催恋爱本质，用“嗯好”敷衍了事。
我不想生孩子，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纯粹只是不想。自小我便没有当贤妻良母的念头，甚至无法对大部分女人“做母亲”的憧憬产生共情。母爱是很伟大，但我不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况且，子宫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才是那个手握权杖拥有决定权的人，怎可叫他人反客为主，替我做主呢？
屡次未奏效之后，妈妈开始用“魔法”打败“魔法”——当我说身上长了包很痒、抱怨装修麻烦时，她均以“谈恋爱就好了”来堵我；当我谈论起身边朋友和同事的婚恋八卦时，她不忘见缝插针，话锋一转“你呢”？
一日，她突然问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想要一个与世俗对抗的战友。我们不必非要完成父辈与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所谓必经之事，彼此欣赏与尊重，彼此经济与人格独立，一同冒险、探索与扶持，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盯着妈妈说完，她用一双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仿佛对整个世界起了疑惑。我们之间立着一面单向透视玻璃，我看得见她，她却看不见我。
我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从来学不会顺从与妥协。无论听过多少句“你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你一个女孩怎么干这些”……哪怕这些话语中饱含着千万种情绪施压，听着不好受，但我依旧无法改变，不会被改变。
我从青海一座小城去往天津读的大学，2018年大学毕业时，我来到成都，跟随父母参加一场长辈的宴会。询问过我的恋爱情况后，长辈们兀然谈论起同性恋，一位叔叔微微侧身，左手夹了支未燃尽的香烟，右手食指指节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餐桌桌布，白色桌布上浸润了几滴凉菜的红油，他左腿搭在右腿上，悬空的脚尖也点了几下，吸了口烟后，向我发难：“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怎么想的，多恶心啊。你怎么看这些？”
烟丝燃尽，气味浓郁刺鼻，餐桌上空的吊灯随风摇晃，桌布上被投射的人影在渐渐无限伸展，即将吞没我这22岁“孩子”的残影。我明白，他们渴望的不是答案，是顺从；我渴望的不是阿附，而是完成一道真正自洽的人生命题。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几近扭曲变形的影子，真是跟这白色桌布一样平平无奇啊。我抬头开口回应：“爱情都不分人种和国籍了，还分什么性别呢。”
父母并未因此事当众或者在事后训斥我，但长期待在单向玻璃另一侧的妈妈，有一日问我：“难道大学谈一次恋爱就把你伤到了吗？”
我听后哭笑不得。18岁前，我就明确知道了自己不想生育，也知道这个想法会在当时地处高原的七八线小城之中激起阵阵涟漪、引发无数争议，所以从未在人群面前袒露过。我并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解释一次又一次的成本远超于沉默。
直到遇见初恋，我将真实的自己摊开，一丝不挂，本准备好迎接决堤后汹涌的洪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风平浪静般的平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很多朋友都这样想，不想生没什么。”人一旦从他人口中听到自己潜意识中本就希冀被认可的观念，是不会停下来再想想的，因为穿文胸捂出痱子的女人，从不会质疑另一个不爱穿文胸的女人。
但18岁的爱情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美丽又危险，绝大多数时候注定无疾而终。女孩在争执时故意不接男孩打来的40余通电话，男孩在女孩为他穿了漂亮裙子后无动于衷，却对朋友偶然穿了裙子兴奋不已。18岁的我们幼稚懵懂，不懂爱有界限，还没学会与自我相处，又藏掖着自己真实的渴望与需求，将任性恣睢、自卑自贱挥洒得淋漓尽致，两个人捆缚在被拉扯到极致的橡皮筋上度日，等待着时间的一锤定音。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时期的自己。
大二，奶奶胃癌晚期，家里乱作一团，初恋拿到了留学的offer，正备战雅思。我们站在各自人生的分水岭，那根曾在彼此眼中闪着星光的橡皮筋，最终还是断了。我烦躁于他对我的不在乎，他烦躁于我对他的不理解，好像彼此都有错，却又都没错——终究是不合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