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的是，明道二年仁宗生母李妃追封为皇太后时，包拯正在老家侍奉双亲，既无能也无力更无心且无需去审理此案。戏剧“狸猫换太子案”之所以被附会到包拯身上，显然是因其在民间传说中的青天形象所致。
狸猫换太子案虽是虚构的，但仁宗时期的法治建设成就尤其是立法事业却是真实的，其中尤以天圣七年（1029）修撰的《天圣令》，对唐宋法制史研究意义最为重大。
天 圣 令
前面说过，中华法系以律、令、格、式为主体，其鼎盛时期的唐朝法制体系更是如此。唐律凭借《唐律疏议》保留至今，但遗憾的是，地位仅次于唐律的唐令佚失无闻，宋令亦是如此，以致当代法制史研究者一直无法窥见唐令、宋令原文原貌。
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教授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一本标注为明代《官品令》的残书。经其考证，该书并非明朝法令《官品令》，而是遗失千年的仁宗朝《天圣令》后十卷。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天圣令》在修撰时有个特点，即“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即前面是宋朝在可以继续使用的唐令基础上根据时势变化制定出的新令，后面是照抄保存的不再通行使用的唐令原文。
《天圣令》由此集唐令、宋令于一身，以致被评价为中华法系的世纪性发现。
经过一众历史学科研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天圣令》残卷中的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捕亡令、医疾令、假宁令、营缮令、狱官令、丧葬令、杂令共12篇令文全部被整理出来，共清理出293条宋令、221条唐令计514条令文。
学者们还根据有关史料，将293条宋令中的266条复原为唐令，加上《天圣令》中保存的221条唐令原文，共计整理出有4万余字的487条唐令。
《天圣令》的发现，不仅有利于研究中华法系法典的编撰方法、结构，而且因其内容涵盖唐宋时期相当多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法规，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古代法制是以刑律为主的观点，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法系法制体系全貌。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天圣令·医疾令》作为专门的医疗管理法规，保存了不少唐宋时期应对疾疫的法令。
唐宋时期，太医署是中央最大的医疗机构。《医疾令》规定“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创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太医署要研发制造各类药品，以便在出现伤寒、时气、疟疾、痢疾等疫情时，能够迅速下拨医药物资，及时全面救治病患。
在疾疫防控方面，《医疾令》明确各州“每年申省,下太常寺,量给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贮库安置”，每年向尚书省提交疾疫防治药物需求报告，尚书省批准后下发太医署执行。太医署根据药物储备和各州具体情况，酌情下拨用于治疗伤寒、时气、疟痢等疾疫和常见病的药物，存放于各州药库。如果“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部内百姓有疾患者,随须给之”。各州当地特产药草能够治疗疾疫的，要派人及时采摘炮制，提前置备各类防疫药物，随时根据需要发放给罹患疾疫的百姓，减少从中央运送药物到地方的时间，提高救治效率。
在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情况下，“若医师不足,军人百姓内有解医术者,随便遣疗”。即官方医疗机构人手力量不足时，可以从军队、百姓中抽调懂通晓医术之人参与官府组织的救治工作。
这些，无疑是正身明法、严守法度的仁宗朝君臣，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法治遗产。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吴鹏 | 图片来源：@电视剧清平乐、腾讯视频 | 编辑：冼小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