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南北对峙（1697年）
时值日本德川幕府实施朱印船贸易制度，却囿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恶劣影响无法与明朝通商。地处中南半岛的广南毗邻中国，无疑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阮主为了增加税收、增强国力，以各种名义向日本示好，“早在阮潢时期，阮氏就借各种名义，向日本表示通商的愿望。阮潢与德川家康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双方一拍即合，贸易关系日渐密切，广南地区也随之成为重要的中日贸易中介地。
以此为契机，会安港开始崛起。这里地处秋盆河下游入海口处，航道便利，易避风浪，遂成为重要商港。1744年一个西方人声称，“会（安）铺为交趾支那商业最繁荣之处”。下个世纪的越南本国的《大南一统志》还说会安“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当然，西方人同样知道了会安西北仅仅30公里处的沱㶞的存在，葡萄牙探险家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ónio de Faria）于1535年在沱㶞停泊，成为最早访问此地的欧洲人。但在会安成为繁荣都市的17、18世纪，与之相邻的沱㶞地区仍然居民稀疏，当时的一些西方人游记都只是把沱㶞描述为会安的一个前港。
随着时间流逝，会安河道由于冲积泥沙堆积日渐狭浅，变得不再适合吃水深的大船航行与下锚。沱㶞在这方面的地理优势就变得突出起来。就像《大南一统志》所说的那样，沱㶞澳“水深广，外有诸山屏障，无波涛振荡之患，凡舟航往来，风帆未便，多泊于此，又名铜龙湾”。结果，葡萄牙的航海资料中就指出，“运载量大的船只不能进入会安，因此要在沱㶞卸货。”
越南中部地图（顺化、岘港与会安）
会安古城
越南国内的政治因素也进一步加速了会安与沱㶞易位的历史进程。1802年，越南南北重新统一在了阮朝之下。这个越南最后的封建王朝一反传统，将首都建在了越南中部的顺化。这样一来，沱㶞就成了京城的海上门户（一如天津之于北京），地位陡然上升。不过，历代阮朝君主只把允许通商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甚至有“若以利言，则国家所乏非财，又何必远求为哉”的说法，因此也只允许西方商船进入沱㶞一处寄碇兑买，却“事清即令驶去”，“勿得上岸造屋，逾越法纪”。
闭关锁国当然是挡不住19世纪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的。1847年，法军借口顺化朝廷屠*天主教传教士，动用两艘战舰（“Gloire”号与“Victorieuse”号）炮击沱㶞（法国人称之为“Tourane”，系“Đà Nẵng”的讹音，转译为“土伦”）。亏得阮朝明命帝在20年前还曾夸称“我国家用兵，素以水师为长技，而裹铜五桅大船尤为得力”，一与法国人交手才知道谁家水师才真正“得力”，四艘越南战船被轻易击沉（另一艘重创），越军阵亡达1200多人，而法国人的伤亡为零！
殖民与战争
到了1858年6月27日，又一次以宗教迫害为借口，法国远东舰队伙同西班牙的战舰再次轰击顺化的门户——“土伦”港，挑起了大规模侵略战争。最终在1862年迫使阮朝当局割让了南方几省，越南从此一步步变成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1858年法军入侵岘港
在法国统治期间，殖民者在会安建立学校、医院、邮局、监狱，将其作为政治据点经营，而经济重心则放在了岘港贸易的开发上，这里成为西方国家航海活动的重要海港。1887年的统计表明，当年有623艘外国船运载65840吨货物曾停泊于岘港，并且有719只船运载75676吨从岘港出航。在殖民地时代，岘港已经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与河内、海防、西贡和顺化并驾齐驱——当然这只是以越南的标准而言，直到20世纪50年代，岘港的人口仍然不过五万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岘港真正成为一座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恰恰是拜越南战争这场浩劫所赐。岘港在战争中的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纵贯越南的铁路和第一号公路，都经过这里。在公路与铁路之间，又有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可停放数百架喷气式战机。而城市面临岘港湾，港阔水深，又有山茶半岛在外面掩护，成为一个优良的海军基地。美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65年3月，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这也成为美军大规模进入南越作战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