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甘子可以冷冻保存吗,余甘子怎么晒干

余甘子在我国也是典型的多民族用药，在藏族、维吾尔族及蒙古族中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42]。经梳理《中国民族药志》[43]和《中国民族药志要》[44]，整理余甘子的功效见表3。除拉祜族与瑶族不采用果实入药，其他各民族均采用果实入药，且多数用余甘子治疗咳嗽感冒。除此之外，维吾尔族以余甘子止吐、止涎、止忧郁症，治疗瘫痪、麻痹、烧伤以及白内障；彝族以余甘子来解酒及治疗尿闭及蜈蚣咬伤。综合来看，多个民族对余甘子的功效和应用范围具有共性认识，主要用于治疗肝胆病（藏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胃肠道疾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壮族、哈尼族）、血液病（藏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皮肤病（彝族、壮族、基诺族）及体虚（维吾尔族、彝族）、高血压（藏族、维吾尔族）等。

《中国药典》2020年版[45]记载余甘子：“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血瘀、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而在本草考证中发现各个民族中余甘子的许多经典用法未被《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录，存在功用的“流失”。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余甘子具有抗糖尿病、抗高脂血症、抗衰老、抗疲劳、抗辐射及耐缺氧等作用[2,46]，表明其现代生物学活性与传统功用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Roy等[47]发现余甘子提取物对小鼠铅、铝中毒有缓解作用。Dhir等[48]证明余甘子干果水提取物可以缓解小鼠镍中毒。Kumar等[49]确认余甘子干果在芝麻油中处理后外用具有促进小鼠毛发生长的效果。该类研究为余甘子解丹毒、生发乌发传统功用提供了一定的现代药理学佐证。余甘子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用药，存在大量宝贵临床用药经验的优势，未来可结合实验与临床研究对其相关功效加以验证，为扩大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多有效途径。

余甘子是多民族用药及药食同源特色药材的典型代表。在以上考证古籍启示的基础上，对其现代应用中出现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图2），以期为更好的开发利用余甘子资源提供研究思路。

在历代本草中，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7]明确记载余甘子曝干为用。在唐代，《本草拾遗》[11]中则记载“取子压取汁，和油涂头”，可推测此处所指为鲜果取汁。宋代《本草图经》[13]载：“鲜果啖用”，宋代《本草衍义》[15]中则载：“为末，作汤点服”，表明余甘子作为中药具有鲜品和干燥品2种使用形式。结合前文本草考证相关信息，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用余甘子也存在以鲜果嚼服、水煎服或干果水煎服、丸散服等方式。在《中国药典》2020年版[45]和大部分地方中药材标准中均采用干燥成熟果实入药，但在《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50]中则收录了鲜余甘子，以近成熟新鲜果实入药。由此可见，余甘子在不同地域、医药体系和历史时期中主要以鲜品和干品2种方式入药。

余甘子果实中含百余种化学成分，在干燥过程中可能发生多种化合物“质”和“量”的变化[1]。已有研究表明，余甘子未成熟果实中鞣质含量明显高于干燥果实，且其中富含的水解鞣质，在酸、碱、酶等条件作用下可被催化水解为没食子酸及鞣花酸等成分[51-52]，提示鲜余甘子加工为干品后其鞣质组分可能发生较大变化。鞣质被认为是余甘子的主要活性组分之一，且黄酮、寡糖及多糖等类型成分在鲜品的干燥过程中同样存在质变和量变的可能，这些成分在余甘子鲜、干品中的差异性为二者功效差异的形成提供了化学物质基础。而在历代本草中，鲜见关于余甘子鲜干功效差异的明确论述和记载。因此，为探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药效差异性，未来可基于余甘子的传统功效和主治病证，采用相应的现代生物学模型开展药效学评价，为其临床有效的用药形式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在历代本草记载中，余甘子的传统炮制方法具有多样性。宋代《本草衍义》[15]载其干果为末用，明代《本草纲目》[16]记载蜜渍、盐藏用，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7]将其曝干、取汁用等。就现代应用而言，余甘子因各民族用法不同，炮制方法也见于酒炙、醋炙、水煎服和牛奶浸渍等[37,53-54]。

有学者认为余甘子盐渍后涩味降低，且清热解毒及生津止痛的效果得以增强，并以其没食子酸、槲皮素及水溶性浸出物及醇溶性浸出物的量为指标，优选了盐制余甘子最佳工艺[55]。该研究表明盐渍前后余甘子中若干成分含量发生显著变化，但未对功效变化进行实验验证研究。李琦等[56]采用没食子酸、鞣花酸和浸出物含量为指标，通过星点设计-效应面优化法进一步优化了余甘子盐炙的炮制工艺，表明炮制过程中不同加水量、盐比例及炮制温度对成分含量影响较大。该课题组进一步采用优化工艺对8批广西余甘子进行盐炙，发现炮制后余甘子中没食子酸和鞣花酸含量增加，表儿茶素含量降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余甘子盐炙前后的化学差异[57]。

除盐炙外，罗兰等[53]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测定4种炮制工艺下余甘子中没食子酸的含量差异，结果呈现生品＞酒炙≈盐炙＞醋炙＞蜜炙。魏梅梅[37]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探究水煎与牛奶浸渍炮制法对余甘子中若干成分含量的影响，发现水煎可使其没食子酸和柯里拉京含量增加，而牛奶浸渍可使没食子酸、柯里拉京及鞣花酸含量均减少。

关于余甘子传统炮制方法中，盐制法研究相对较多，发现了部分有机酸及鞣质在盐制过程中的变化规律，为“盐渍后涩味降低”化学机制的阐释提供了科学依据。该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若干代表性成分含量的测定，仍需高分辨的化学成分表征手段进一步从物质整体性角度开展多组分物质转变研究。同时，余甘子不同炮制品是否在功效和性味上确实存在差异性仍需要借助现代药理学方法开展探索，进而关联物质变化阐释相关炮制方法的现代科学内涵。此外，酒炙、醋制和牛奶浸渍等炮制方法为少数民族特色用法，可结合相应民族医药理论与临床功能主治开展相应的炮制机制研究。

经查阅《中国药典》2020年版及各版各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可见余甘子现代炮制方法以“除去杂质，干燥”为主（表4），且无明确炮制工艺规定。已有研究对余甘子“干燥”工艺进行筛选，如通过考察不同干燥温度和方法对余甘子中7种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发现其最佳干燥温度为60 ℃，且自然晒干与烘干导致其总化学信息产生显著差异[46]。此外，研究表明自然阴干、真空冷冻干燥和不同温度下热风烘干等炮制方法影响了余甘子中绿原酸、柯里拉京及多糖等化学成分含量，并导致其降血糖生物活性呈现显著性差异[1]。

结合已有研究可知，余甘子炮制工艺参数（余甘子的鲜干、炮制辅料、炮制时间等）在《中国药典》2020年版以及各省市炮制规范中标准的缺失，易造成饮片品质差异较大，影响临床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可将“传统功效-活性成分-炮制工艺”进行关联评价，深入挖掘三因素间的内在关系，在优选余甘子功效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基础上，确立合理、规范、可控的现代炮制工艺。

部分本草古籍记载中，余甘子使用时存在用核与去核2种情形。唐代《新修本草》[8]：“其中仁亦入药用”，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7]：“用实及核中仁”，直言核仁入药。在明代《普济方》[63]条目“饮灵丸”中记载：“去核二味各一两半”，指出去核入方，此处可推测因为余甘子核仁坚硬，不便粉碎入丸散，故强调去核入药。然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6]引《新修本草》评论道：“又苏恭言其仁可入药，而未见主治何病，岂亦与果同功耶？”，对去核与不去核2种使用方式在功效上的差异提出了疑问。

结合表4可知，在《中国药典》2020年版及大部分地方炮制规范中，仅《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62]记载：“配制软膏剂时去核”。在《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下卷》[64]中记载：“去核取果肉”，指出藏药中余甘子去核为用。而今，在81个使用了余甘子的中成药中有10个处方明确要求去核[65]。综上，古今对于余甘子使用时是否去核的记载十分有限且未作详细说明，在现今中成药及藏成药的实际生产中亦存在用法不一，故余甘子是否去核使用有待商榷。

现代研究表明余甘子果核中富含木质纤维素和多种脂肪酸[66-68]，与余甘子肉的化学组成存在显著差异。罗传红等[65]从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角度探究余甘子果肉与果核的差异性，发现余甘子果核占药材的25%～53%，平均占比为41%，其中多酚类活性成分丰度远小于果肉，且不具抗菌作用。然而，在该项研究中发现余甘子果核中脂肪酸类成分较高，并认为临床实际中是否需要去核使用仍有待系统研究确认。与此同时，葛双双[66]研究发现余甘子核油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提示其果核仁存在一定的药理活性，存在去除核仁造成余甘子部分功效的减弱和缺失的可能性。

鉴于已发现的余甘子鞣质、黄酮等活性成分主要集中于果肉，去核使用可能为去除质次部分，增强整体药材有效率与疗效。然而，目前关于余甘子核仁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初步证实了核中所含化学成分的功能性，其是否与余甘子的功效具有关联性仍需进一步探究。因此，在保持用法一致的情况下，从余甘子清热凉血及生津止咳等主要传统功效入手，系统比较其去核与不去核的现代药理作用差异，可为余甘子药材在中药及藏药成方制剂生产中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并为余甘子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依据。

本文经考证相关古籍和专著归纳余甘子产地见表5。明代《本草品汇精要》首次指出余甘子的道地产区为“戎州”，主要涉及现今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17]。然而，在其它所考证的古籍中，少见其明确的关于道地性的记载。晋代《南方草木状》[7]首次指出余甘子产“九真”，即今越南中部。后代本草可发现记载存在相似，多以“余甘子产地为岭南交、广、爱等州”记载，现今包括广东、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福建省西南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

可见，古籍所指产地，应为现今中国南岭之南及越南中部一带。除此之外在《袁滋<云南记>考略》[69]有：“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度母本草》[70]载：“居如热生于热带”。《海药本草》[12]言“生西国”即印度。《植物名实图考》[34]载：“生闽粤及四川”。《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图典》[35]中言明道地产区是戎州，与《本草品汇精要》[17]记载一致，提示明代医家多认为“戎州”为余甘子的道地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