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余甘子的产区随其种质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虽然已选育了一批优良品种，但不同品种及产区余甘子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其道地性有待系统研究[71-72]。吴玲芳等[73]对不同产地余甘子以磷钼钨酸/干酪素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鞣质含量，发现不同产地余甘子药材总鞣质含量具有差异性。另有相关研究借助HPLC指纹图谱或多成分定量表征分析，证实了余甘子黄酮及酚酸在不同产地间也存在一定差异[74-76]。不同品种及产地余甘子在多类型化学成分上存在的差异性可能综合导致其功效的不同[77]。
本草古籍中记载的戎州余甘子现今是否仍具有道地性值得商榷。毛胜男[46]发现高没食子酸含量的余甘子集中于贵州、云南及四川地区，呈现散落环状分布。《中国药典》2020年版以没食子酸为余甘子的指标性成分，故一定程度上体现戎州余甘子的品质优势，但相关研究仍缺乏系统的药效学比较。因此，基于化学与生物学整合评价遴选余甘子现代优质品种及产区对其传统道地性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优良品种选育及临床有效性提供保障。
2.4 质量控制方法有待提升没食子酸含量为余甘子质量控制与鉴别的主要标准之一[45]。然而，没食子酸并非余甘子的特有成分，不具备专属性。有报道指出余甘子在贮藏过程中没食子酸含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水解鞣质在加热回流的提取过程中会向没食子酸转化[46,51]。没食子酸在余甘子中的非专属性及其含量易变性，使得测定没食子酸含量时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从而影响了余甘子质量控制的准确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寻找具备专属性、含量稳定性且与功效相关的化学指标成分来判断余甘子质量。
刘昌孝院士[79-80]于2016年提出中药Q-Marker的概念，聚焦于中药质量的本质内涵，从有效性完整表达、特有性和专属性要求及质量传递和溯源等角度统领中药质量研究。已有学者立足于余甘子的植物亲缘、传统药性和功效、临床新应用、化学成分可测性、多酚类成分转化特性及药食同源特性对其Q-Marker进行了综合预测分析，认为可将余甘子多酚类、黄酮类、有机酸类、多糖及氨基酸类等成分作为其Q-Marker[2]。另有学者基于余甘子中酚酸及黄酮类成分，借助网络药理学方法，构建“成分-靶点-通路”交互网络进行成分有效性分析，认为余甘子中木犀草素、槲皮素、山柰酚等化合物可作为余甘子的主要Q-Marker，为余甘子的Q-Marker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方向[81]。
笔者认为，应在Q-Marker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提升余甘子整体化学物质的表征方法，进行“传统功效-生物活性-多维化学物质”关联分析，筛选活性成分，并探索其在饮片及制剂生产过程中化学成分转化和传递规律。此外，可进一步通过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及药物体内过程分析，明确入血成分，结合药物动力学特性分析潜在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群），遴选出余甘子中具有“特有性”“有效性”和“可测性”的Q-Marker，为余甘子饮片及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科学支撑。
3 结语余甘子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其别名众多，主要以多民族音译以及果实感官滋味方式命名，历代本草常收录为菴摩勒及余甘子等。经过考证发现历代本草中所用余甘子的主流基原与现今基本一致，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余甘子道地产区见于戎州，涉及现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等地区。唐代《新修本草》首次对余甘子的药用功效进行了详细描述。考证发现余甘子常用于风虚热气、上气咳嗽、补益强气、生发乌发、解金石毒，少数民族亦用来解酒、治疗咳嗽感冒、尿闭、蜈蚣咬伤、肝胆病、胃肠道疾病、血液病、皮肤病、高血压病及体虚等。
在余甘子的现代研究与开发中存在若干关键问题，如鲜干异用的科学内涵阐释不足、使用时核仁的取舍不一、炮制工艺有待规范、各地品种间质量参差不齐、质量评价方法有待提升等，限制了现代余甘子药材的临床应用以及资源利用和相关产品的开发。本文通过对余甘子的本草考证，明确了余甘子名称、基原、功用，并结合对余甘子功用的分析归纳，对其现代研究和开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析，为余甘子进一步的现代药用价值发掘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 源：李雪冬，潘烨华，田雨闪，杨 烨，龚普阳．余甘子的本草考证及其现代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J]. 中草药, 2022, 53(18): 5873- 5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