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的京城，在裹挟着一丝寒意的秋风中，谭嗣同等六人披枷带锁被押上了菜市口。这几人有的面不改色，有的仰天长叹，也有的失魂落魄——无论他们心中作何想法，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便宣告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失败收场。而早在政变前，变法首脑康梁便接到消息，各自逃往了日本或者香港。那么他们的后半生如何度过？是继续救亡图存，还是明哲保身呢？
01
走遍全球“募捐”的康有为
作为百日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后半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作伪、赚钱——而作伪，实际上也是为了赚钱。
有关戊戌变法流传下来的影像文字资料中，光绪帝与康梁二人的合照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依靠这张照片，康有为也在海外华人圈儿获得了极大的尊敬信任。可谁能想到，这张照片却是实实在在“PS”出来的。宫廷起居录言之凿凿：光绪帝仅在1898年六月的某日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且不超过二十分钟。至于梁启超，光绪压根都没见过，更甭提三人合照的事情了。
比伪造照片更严重的，则是伪造公车上书事件。所谓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各地举人和官员的自发行为，且高达十五起之多，而我们的康大先生不过是其中一个参与者罢了。不仅如此，当康有为得知了自己中了进士后，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居然临阵脱逃。因此所谓的“公车上书领袖”之谓，着实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维新运动的一百多天里，康有为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行走官职，但他的思想主张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在余生的光阴中，这种影响力却成为了他谋取利益的工具。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在遥远的加拿大千岛，康有为同侨商李福基等人创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该公司主要宣传君主立宪，积极拉拢华侨入会，同时以孙中山的革命派为敌。虽然号称“公司”，却没有薪水发；不仅如此，您想要加入公司，还得上交会费。不过当时港澳、南洋、北美的华侨闻得康先生大名，竟真的纷纷慷慨解囊，康有为一下子成了家财万贯的富豪。
尝到了甜头的康有为得寸进尺，要求凡是华侨想要募捐支持国内改革的，资金必须经由他的公司中转。当时有个美国华侨刘士骥曾以广西补用道的身份，去美国为广西银矿的开采募股。康有为得知后明确表示，广西银矿必须成为保皇会的“党产”。刘士骥不傻，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保皇会”实质上就是只进不出的黑社会，因此严词拒绝。
这下子使康有为大为光火，下令让美国的保皇党成员控告刘士骥诈骗。美国警方信以为真，将刘士骥拘押，可查来查去却并无实据，加上清廷的外交干预，刘士骥得以释放。可康有为却誓不罢休，就在刘返回广西家中半个月后，竟遭人伏击，被活活砍死，酿成了“振华惨案”。此事一出，全球哗然，康有为的“光辉”形象瞬间崩塌，“保皇会”也迅速*。但此人多年经营，已是腰缠万贯，从此便坐拥五个老婆过起了奢靡的晚年生活。这距离他往昔的“圣人”形象，当真是相去甚远了。
02
“百科全书”式的梁启超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十几岁便中了举人的梁启超，成名其实远早于自己的恩师。可当这位年轻的才子听到康先生一番“高论”后，便对其五体投地。即便是变法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依然坚定追随恩师，鼓吹保皇立宪，矢志不移。
宣统三年，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到了民国二年，又进一步担任司法总长。此时的梁启超深信袁世凯是可以令中国社会出现转机的关键人物，同时又将宋教仁所创立的国民党看作“暴民政治”，视为“洪水猛兽”。可不久后，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便下令取消国会，之后更接连签订“二十一条”、恢复帝制，不得人心。面对袁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梁启超看清了现实，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告诫袁莫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此后他更是与蔡锷积极策划，发动护国运动，北上讨袁。此时的梁先生，虽然未能寻得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却已意识到保皇权、保帝制是开历史倒车，终将被时代所淘汰。
与政治相比，梁启超真正的伟大贡献，在于学术。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等著作中推广“诗界革命”，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认为文学需要创新，却也不能脱离传统，单纯追求用新名词表新意。他的散文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因此每当提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会想起鲁迅、想起胡适，却也不可忘了梁启超。
不仅文学，号称“百科全书”的梁先生，在哲学、经学、法学、史学及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成绩最为显著。在《国之旧史》中，他提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当然，梁先生一生著述浩如烟海，本文也只能从中管窥一二。但由此可见，变法时一向并列的康梁，却终是渐行渐远，直至梁痛斥康伙同张勋搞复辟，算是彻底分道扬镳，令人无限唏嘘。
03
主张“开启民智”的严复
与康梁不同，同为变法旗手的严复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当先从“开民智”的教育做起。他对康有为主张的“裁撤冗官、精简机构、开议院”并不感冒，在《救亡决论》中指出“中国旧学术无实”，救危亡必须用西方的学术。在他看来，光绪帝身边的康梁、四章京等人太过急功近利，又没有治国的经验，失败乃是必然，而后来血腥的政变恰恰印证了严复观点的正确性。
变法失败后的严复，一度潜心治学。随着清帝退位，民国大幕拉开，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1912年初，严复曾作诗“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与梁启超一样，他也表达了对袁大帅改造中国的满怀期许。到了袁复辟之时，严复虽内心失望，仍是加入筹安会为其摇旗呐喊。或许在严老先生心中心心念念的并非袁世凯，而是他所代表的所谓立宪之中华。
实际上，作为民国北大的首任校长，严复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教育。
1912年六月，财政部曾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此令在刚刚建立十余年的北大引发了一片混乱。忧虑至极的严复立刻上书：“学校性质与官署大为不同，如果强令一致，则‘立形窒碍’。因此除了我一人月支六十元外，其他职工应当发放全额工资，以示体恤。”在他的建议下，北大教员工资得以全额发放。
不久，大为不满的教育部称：“该校（北大）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之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因此下令停办学校。大为愤慨的严复对此据理力争，指出“全国之大，必有好古敏求之士，从而为之者，即使向往无人，亦宜留此一线不绝之传。”此外，他又四处奔走，向英、法、比利时等国在华开设的银行贷款，苦苦筹措经费。在清末民初的动乱时代，北大能够一直存续并不断向前发展，严复功不可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呼吁着变法救国的维新派，在树倒猢狲散后，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行止。有的为了钱财利益不惜歪曲事实，有的勤于治学而成为一代大师。是非区直、善恶美丑，终会被时间这面镜子无情地映照出来，是功是过，便由后人评说去罢。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琴剑霜月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本作品版权归「鱼羊史记」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欢迎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