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9月，当年是一个闰年，农历庚申年，猴年，同时也是民国九年。
父亲出生于江苏海安与姜堰交界的双楼乡（原双楼公社），现合并于曲塘镇。连同大姑妈、小姑妈和二叔，他们一共兄妹四人。
在父亲10岁的时候，爷爷抱病离世，奶奶带着四个孩子，与穷困潦倒苦苦抗争。奶奶顽强活到83岁，辞世于1976年，大姑妈活到94岁，小姑妈和二叔接近80岁。
父亲也算是个手艺人。爷爷在世的时候起，他就跟在一个叔爷爷后面学着“画菩萨”、“扎纸扎”；“农业社”初期的时候开过豆腐店磨过豆腐；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为生产队装运货物行过大船；还和我妈两人共“驾”一船，为生产队罱（lǎn）过河泥。
到了80年代后期，父亲基本上又重新操起了“画菩萨”、“扎纸扎”的旧业，一直持续到98岁之后。
说起父亲的“画菩萨”、“扎纸扎”，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也算是“大师级”的水平，菩萨画得佛气活现，纸扎扎得工整稳固，有的人家甚至能为请到父亲到他家扎纸扎而倍感自豪。
说起画菩萨，父亲最感觉骄傲的一件事是，当他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去过离家三四十里路远的县城，到著名爱国人士韩紫石的家，给韩家画“中堂”菩萨，菩萨画成吃饭的时候，韩省长为表示对画菩萨艺人的感谢之意，还特地让他座上了“大位子”。每每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父亲总会流露出一种快乐与自豪。
虽然父亲的菩萨画得好、纸扎扎得好，但是却是个目不识丁之人，凭借着对字形的观察和记忆，他对着字写字，写得有板有眼，就连那菩萨两边的对联，也是他自己先用毛笔蘸着从房后的ke(音）树上割开个口子流出的树汁写成，再用带有金粉的贴纸拓印上去的，与那传神的菩萨像搭配默契对接无缝，这“拿手活儿”在周围“画界”也是堪称一绝。
其实，父亲在政治上也曾经辉煌过。那是在土改和人民公社时期，父亲还当上了大队的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帮助做工作，但是由于家里的孩子太多忙不过来，那时做干部又是基本无报酬，还是我妈跑到大队支书面前苦苦哀求，才让父亲“辞”了干部、退了党。
父亲生养有我们兄妹4男4女，其中有一男一女在10岁前夭折，其他3男3女正常成年成家。
我在兄妹们中排行老五，上有两哥、两姐，下有妹妹。我们兄妹虽没有成就什么惊动天地的伟业，但却都是安分的守法公民。
顺着父母这条枝干，我们兄妹6人先后成家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一个大家族光就因为血脉相承的就有四十来人，共享过让许多家庭垂涎三尺的五世同堂。
虽然父亲一生慈悲大义，最终还是抛弃我们，作古于2021年元月5日。
他走在一个清爽的早晨，追随着一缕云烟走得悄无声息；他走上了一趟不归的西路，却用脚步敲打着我们心中的丰碑。
这样说来，按照实龄算他是整整100岁；按照虚龄算他是101岁；按照“毛”的算法他又该是102岁；不管如何计算，他总是一位百岁老人、我们的百岁父亲。
作为我这个辈分的人操办过的重大活动中，父亲的百岁庆典应该是最为隆重和喜庆的一次。
那是公元2019年10月1日，农历9月初三，国庆节，父亲生日，国庆长假，好事赶上了好日子，好日子里办好事。
生日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我们家搭台唱大戏，亲人团聚朋友道喜，济济一堂摆上了几十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比年轻人的大婚还要喜庆。父亲沾沾自喜地说，“县上来了干部，公社也来了干部，现在的公家（指政府）真晓得关心我。”
有朋友开玩笑说到，“你们家张老头儿真的不简单，过个生日都弄成了举国同庆！”
去年父亲101岁生日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生日的时候，我们安排得比较“低调”，因为不是假期间，只能是兄妹全家及其子女为老人祝寿。
父亲走了，他走得似乎急切，但又走得符合逻辑，一切都在预见中，一切都是走完了该走的程序。
细数起来，父亲几乎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带来的、留下的精神财富会让我们享之不完用之不尽。
父亲在家是长子，爷爷早逝时小姑妈6岁、二叔才3岁，他自然就成了家庭中的支柱和精神领袖。
早年我们知道他名字的时候叫做张桂勤，兴许是他的命运注定了，他的一生就要与勤劳吃苦扯不断联系。他所从事的行当，无论是画菩萨、扎纸扎还是磨豆腐、行大船，无一不是极为吃苦的工种。我们本地就有“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的谚语，足见父亲的命运就该勤得人之勤、吃得苦中苦。
可以设想，要是不吃苦，兄妹们怎么长大成家，要是不吃苦，子女们怎么成人成家，要是不吃苦，那个年代的奶奶怎么能支撑到83岁？
父亲自己也曾调侃过，瞎子给算过命，他天生就是一个捱杲(aigao，方言，吃苦的意思）的命，就像做戏的猴子一样不能趴在戏箱子上享福，只能不停地做、不停地让人耍玩。
只是到了在生产队干活儿记工分的时候，记账的人也会经常将他名字写成张桂琴或张桂芹；后来80年代后期办理身份证的时候，不知是谁给他落笔为张桂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