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菩萨心肠既和奶奶的慈眉善眼相关，也可能与他的画菩萨经历有关。
1940年10月，黄逸峰、李俊民等在海安曲塘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联合抗日队伍，简称“联抗”，联抗部队活跃在曲（塘）北、海（安）北以及整个兴（化）南、泰（州）北和东台西部水网地区，英勇抗日战功赫赫。
1942年秋，父亲老家的河北（当地的大河以北）地区爆发一场战斗，战斗中一位姓华的指导员壮烈牺牲。牺牲之后，因为害怕敌人的报复，无人敢为华指导员收尸。当时也才二十出头的父亲知道了此事，自己出去借钱买了口棺材，喊上另外几个农民，赶在深夜偷偷地将华指导员装棺入殓，掩埋于一处荒地里。
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淡淡地说，“华指导员是个好人，打死了好多鬼子”。
这件事是否与父亲后来在大队做干部并入党存在关联，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我们记忆当中，父亲经济条件最好的阶段就是从1978年初我读师范学校之后开始。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全部成家，我的下面就剩下一个上初中的妹妹，比较而言，父亲的经济负担减轻了很多，加之老手艺继续在做，这样“一减、一加”的效果叠加，父亲感觉比过去富裕多了。
我们那一届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后来，包括第一次高考未能录取而继续复习、复考和考取大学的人很多，这当中也包括我们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还包括和我一起上过学、复过习的“鬼”朋友们。在这些孩子考取和上大学放假的时候，父亲都会少则几十块、多则一二百块的塞给他们，还会夹带一两句“勉励”的话。
听周边邻居讲，就是之前很困难的时候，父亲要是知道了谁家有个急难，也会给予一些接济。为此，有人还送给过父亲一句歇后语，叫做“张桂芹救穷人——讨饭养花子”。
穷则思变家庭贫寒，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弟弟和妹妹，父亲的家庭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没办法，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养大孩子，父亲没有少动脑筋。
60年代初，他教给我大哥、二哥学会脱土坯挣钱，安排大哥、二哥去江西“淘金”，安排大哥学篾匠，安排二哥在家养羊、养鸭，还将大姐送到曲塘纸坊里当童工去染纸。
等我出生两三岁的时候，父亲竟然将男女双胞胎的二姐送给人家抱养，后来因为二姐不断偷偷跑回家才不了了之。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还有了将我出继给别人家的“动议”，后来因为生活的渐渐转好和时代原因才无奈地让计划搁浅。
父亲没读过书，是一个道地的农民，所以我们家没有什么成文的家训。但是，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要逸当”这三个字却深深注入了我们的骨髓。
“逸当（yìdāng）”一词，在我们老家乃至周边很大一块地区，都是口口相传通俗易懂的说法。对于稳重、靠谱、安分的人，常常说成——这个人很逸当；相反，则常常说成——这个人不逸当。
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的一个初夏，早上的时候，二哥给了我一大把的干炒蚕豆。到中午回家的时候，袋子里还有几颗，在我拿出来吃的时候，被父亲看到了。他很清楚，这几天家里并没有炒豆子，哪来的干蚕豆呢？
其实那是头一天晚上，二哥到生产队场 “打更”，就是三个人在 “更棚”睡一夜，为生产队站岗，还能记2分工。几个“打更人”趁着夜色，掀开生产队蚕豆堆子的草苫（shān）子，“拿”走几斤，去了一户人家炒熟了吃。
父亲知道了缘由，大声呵斥着我二哥：“这就是偷公家的杲昃（gǎo zī，指东西），我们家从来不偷人家的杲昃； 我不晓得说过多少次，要逸当！”见父亲大怒，二哥和我们都不敢作声，直至后来，在母亲、姐姐的劝解下，风波才算平息。
1978年的春天，那天气很暖和，似乎人们的心情也比之前爽朗了许多——我要出去上师范了。正式出门的时候，父亲对我的交代比过去多得多了，什么你是“公家人”了，吃“公家饭”了，等等，不过，重点还是在强调——“要逸当”。
正是因为父亲不断地用“要逸当”在敲打我们的耳朵，父母这根主线上延续下来的从第一代一直到第五代的五六十人中，有的做老板，有的当公务员，有的做老师，有的干个体，几十年过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触碰过国家法律和党纪政纪。
讲究信用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父亲跟母亲说，某某某借钱的事说好了，过两天你去拿；还说，“我对他说了，别担心，我家猪圈还有只（头）小卡猪（半大的猪）”。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家有希望、有实力，让借钱人放下后顾之忧。
当然，父亲借下的钱应该是都如期归还了。反过来说，后来父亲经济状况好转的时候，没有人来家要过钱，也没有人冲着我们有工作拿工资的子女们讨过债，这就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