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形图上的上古四岳图
这种分布形势，充分体现了东、南、西、北四座岳山所处位置的合理性。
这首先体现为这四座山峰正好分布在黄淮平原的四方边缘。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若不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是不大容易理解四岳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
在峰峦起伏的山区，是很难有人会特地在四方各选出一座高峰，来建立这种四岳体系的。因为人们满眼都是山，四处都是山；这个山头是山，那个山头也是山。因而没有必要专门做出这样的设置。可在辽阔的大平原上，情况则完全不同。平原的尽头，才是山脉。这是平原的边缘，也是平原居民所处世界的边地，于是在东南西北四方分别选择一座高峰作为边地的标识，也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在上古时期流行的华夏先人的意识观念中，有一种说法，谓帝尧的都城是设在今山东菏泽定陶附近那个叫作“陶”的地方。《说文》记述说：“陶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46]讲的就是这一情况。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在垓下之战（案所谓“垓下之战”实应正作“陈下之战”[47]）全歼项羽之后，在返回洛阳的途中经过定陶的时候，忽然“即皇帝位于泛水之阳”[48]。这个皇帝即位的地点，显然就在陶的附近。
刘邦登基做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特别的事件；或者用现在通行的象征性语言来表述，可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件。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靠枪杆子打出来天下的平民天子，缺乏天授君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所以需要在登基仪式上设法为自己增光添彩。刘邦不等回到他最初选定的都城洛阳去举行这场登基典礼，而把即位的地点选在陶这么个不当不正的小地方，就应该是基于这里曾为帝尧的旧居，即刘邦想要以此来彰显其身登帝位系天命所授。盖刘氏既为尧后[49]，在帝尧的旧居陟升帝位，不过是光复祖宗旧业而已。这样，更容易让天下民众接受他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大家一样的平民皇帝。
由此可见，尧都于陶，自然是在秦朝广泛流行于世的说法。由于秦祚短促，若是再向上追溯，应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这一说法在世间普遍通行已久，所以刘邦才会如此行事。由此看来，史籍与碑刻文献所记帝尧安葬于陶邑附近的成阳并立庙祠祀[50]，也是渊源有自，一定出自一个很早的古史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传世文献载述的古史体系，帝舜所巡狩之四岳，乃是在其继尧之后承续帝位之时，因而《尚书·尧典》所谓四岳，理应以所谓尧都为中心而配置于其东、南、西、北四方。若是在前面那幅四岳分布图上添入刚才提到的陶之尧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情形：
现代地形图上的四岳与尧都
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尧都的位置恰好处于东西两岳和南北两岳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四岳之间的中点位置上，即四岳环绕尧都而设。因而我想有理由推断，这样的四岳配置是合理可信的；也就是说，我在前面把今河南嵩山的“华山”假定为最初的西岳是合情合理的，符合所谓尧舜时期的情况，当然也符合自然地理形势。换一个角度看，西岳华山只有定在这个位置，才能更好地解释南岳为什么会被配置在潜县那个位置。不管是就其同尧都的位置关系来看，还是就整体地貌形态而言，都是这样。
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四岳中的西岳华山又是在何时由现在的河南嵩山挪移到现在陕西华阴去的呢？这个问题，一下子很难得出明晰的结论，不过清代学者对《左传》如下记载的解释，可以为我们解析四岳到五岳的转变，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左传》记述鲁昭公四年时晋侯欲以“国险而多马”为恃，司马侯谏之曰：
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大，音泰，下大室同。大室即中岳嵩高山也，在豫州〕、荆山、终南，九州岛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已然。[51]
针对司马侯这一说法，清人胡渭解释说：“太室即嵩高也，于四岳外别言之，亦可见嵩高时不为岳矣。”[52]
“嵩高时不为岳矣”这句话，有它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即在司马侯讲这番话的时候，嵩高山或太室山并不在所谓“四岳”范畴之内，不然的话，司马侯就不会在刚刚提到“四岳”的情况下随即就又讲到“阳城太室”。在这一问题上，比胡渭行年略晚的学者徐文靖也有同样的认识，即谓“言四岳而太室不与，无所谓中岳也”[53]。不过若是更深入一层追究，“时不为岳”这句话还有另一层隐而不显的语义，即嵩高山或太室山当时尚且没有成为岳山，它成为岳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儿。这样推想的缘由不止一端，但至少包含了中岳嵩山是在《尚书·尧典》四岳的基础上衍生而来这一因素。
这样想的好处，是正视了由四岳到五岳的岳山体系演变问题，而不足之处则是没有意识到岳山还会发生“挪移”。
下面，让我们在前文所做论述的基础上回过头去再看看《诗·大雅·崧高》那篇诗，仔细审辨一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段诗里提到的“岳”字指的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绝对主流的意见，是这个“岳”字指的是绝不包括太室山在内的泰山、衡山、华山和恒山这四岳之“岳”[54]。然而，若是抛开此等通行的说法，前后贯穿，通观《崧高》这篇诗作全篇的内容，则很容易看出，诗中同主题相关的山岳只有太室山，也就是嵩山，而同不含太室山在内的所谓“四岳”毫无关系。
其实古时即颇有一些人以为《崧高》吟诵的岳山就是嵩山。例如，东汉人应劭就引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的诗句来诠释嵩山（案所谓“嵩高”乃是“崧高”的异体）[55]。又如唐人白居易也把“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云云的诗句归诸嵩山之下[56]。宋人楼钥尝有文曰《跋先大父嵩岳图》，读之可见其祖孙二人也都把这几句诗吟咏的对象看作是嵩山[57]。
应劭、白居易和楼钥祖孙都没有讲述他们如此看待这一问题的理由。其实个中缘由很简单，就一个字儿——近。《诗小序》讲述《崧高》诗的宗旨说：“《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58]即诗中实写的核心人物是这位申伯，而“生甫及申”的“甫”氏，只是一个虚写的陪衬。故清康熙年间人孙兰和道光年间人李黼平都以为“生甫及申”句所述及的甫、申二国、特别是其中的申国实乃靠近嵩山，故《崧高》所说岳山实指嵩山，应劭之说可从[59]。
对此，清乾隆年间人汪梧凤，还结合周幽王时史事，阐释“崧高维岳”之岳山说：
愚按《竹书纪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王师伐申。《左传》楚灵会于申，椒举曰：“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狄畔之。”太室即嵩山之东别名。申在今南阳县北三十里。淮水出南阳胎簪山，至桐柏而大。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而胎簪与申则皆隶南阳府，地为尤近。宣王时改封申伯于谢，而曰“崧高维岳”、“维岳降神”，“岳”指嵩山，举其近者言也。盖是时幽王有事于东方，自太室而申、而淮，自春而秋、而冬，从流忘返。始则“淮水汤汤”，既而“湝湝”，终而水落洲见，诗人因鼓钟之声，思淑人之德，为婉言以讽之，冀其早自修省，而王卒不悟也。明年犬戎难作，而西周果亡矣。[60]
这“举其近者言也”就是我在前边讲到的那个“近”字儿，而此太室之山既得岳山之名，可知在“嵩高时不为岳”的鲁昭公四年之前这座山本来是曾经被视作岳山的，而结合前面的论述便不难发现，这座岳山正应该是《尚书·尧典》四岳之一的西岳华山。
在确认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反过身来，看《左传》鲁昭公四年那一段记载反映出来的所谓“嵩高时不为岳”的情况，实际上不是嵩高山或太室山当时尚且没有成为岳山，而是其所据有的西岳华山的名位，被挪移开来，所以才“时不为岳”。
这个被从嵩山挪移开来的西岳华山，如同南岳衡山所发生的挪移一样，是被向西拖拽，安置到了与之同名的今陕西华阴那座华山的位置上。其具体发生时间，目前还难以确定，但一定发生在鲁昭公四年之前，即如前所述，当司马侯并列讲述四岳与大室之际，便清楚表明华山已经西移，以致“嵩高时不为岳”。
鲁昭公四年“嵩高时不为岳”这一情况，还向我们表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尚且只有四岳而还没有产生五岳的观念。由四岳向五岳的转变，是上古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它的变化过程，同古代天文观念的转化息息相关（四岳观念的产生，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天文影响因素），以后我将在论述古代天文观念的转化问题时专门阐释这一问题。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说明这一转变过程同古史地域扩张的关系。
概括地讲，《尚书·尧典》载述的四岳，体现的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核心地带先民的空间观念，东、南、西、北四岳都处于黄淮平原的边缘，这四岳也可以看作是其四方边缘的标志。以后随着这一区域同外围各地交往的密切，融合的加强，这样的核心地带也向外围有所扩展，四岳随之或有向外的挪移。但这种岳山的挪移是有条件的，不是想往哪儿挪就能挪到哪里去的——事实表明，岳山新挪移的地点须大体处于同一方位且山名必须要与岳山原来的名称相同。不然，则难以让人接受。
这样我们看到，大致在春秋时期，随着周室东迁于洛阳，与周人新都近在咫尺的西岳华山实在不宜再保持旧有的岳山地位，因而西岳便被西挪到现在的陕西华山那里，这就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京兆尹华阴县下的太华山[61]；《禹贡·导山》所说“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的“太华”，指的也是这座山峰[62]。前面讲述的《史记·封禅书》在解释《尚书·尧典》时讲到的四岳，其西岳华山就应该是春秋时期业已从嵩山西移后的情况。
春秋时期四岳示意图
因为在《史记·封禅书》中，除了《尚书·尧典》载述的四岳之外，司马迁还讲到“中岳，嵩高也”[63]，嵩山既已成为中岳，当然不会再是西岳。这样我们也会看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载述的这一套五岳体系，是东岳泰山（岱宗）、南岳衡山（潜县霍山）、西岳华山（华阴太华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高山（嵩山）。这套五岳体系，很可能形成于汉武帝时期，但日后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汉武帝时期的五岳
至于南岳衡山由潜县霍山向湘南岣嵝山的挪移，这个四岳、五岳演变问题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产生时间已经是隋代以后的事情了。对此，《唐六典》有如下记载：
霍山，一名天柱，……自汉以来为南岳。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南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64]
如前所述，除了霍山“自汉以来为南岳”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外，隋文帝改变自古以来的传统，把南岳从霍山改换成了其西南方向的湘南衡山、亦即所谓“南衡山”，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也就是前面谈论过的潜县南岳衡山（亦即“天柱山”或“霍山”）被挪移为湘南同名山峰的具体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