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说中国的孔子只是一个老年智者，其在哲学上并无高的建树。别说是黑格尔，就算是中国人自己，恐怕绝大多数人也只是把《论语》看作是一本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格言集，内容不过是自我修身、为人处世以及齐家治国的方法，看不出孔子究竟提出了哪些重要的哲学观点。
事实果真如此吗？绝对不是。可是，中西方的学者为何会对孔子乃至其他先秦学者的言论产生这样的认识呢？这应该完全归因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先秦学说的严重误读。
事实上，自西汉今文经学兴起之后，人们历来都是把先秦学说当作处世之学或为政之学来读的，几乎很少有人专门对先秦的古文字进行训诂研究，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先秦古语的字义、词义或句义其实很多都是在表达某种哲学理念。有没有人想过，孔子的“仁义礼智”、孟子的“天命性善”以及荀子的“天论性恶”究竟是在分别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哲学思考？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绝不应该因为后人对孔子的误读而去否定孔子的哲学家地位，更不应该否定孔子哲学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大家都知道，由于对自然界中万物运行、变化等现象难以理解，远古时代的人类通常都会认为世界是由鬼神统治的，并因此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和祭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那时的人类基本都是如此。
夏商时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天帝的概念。通过对现存商代甲骨文的研究，人们发现当时商朝人问卜的对象基本上有三类：天帝、众神和众鬼，其中权威最大的就是天帝，它主宰着各路鬼神。由此可见，商朝乃是一神论渐起、多神论共存的时代，很有点儿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众神的关系。
但西周的建立使原本同持鬼神思想的东西方文明自此开始渐行渐远。同时期的欧洲和亚细亚继续沿着鬼神思想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神论的上帝崇拜；而中国则通过建立起配合西周分封制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人文思想。
西周人文思想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将人从天帝鬼神的掌控中分离出来，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对后世中国的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从现存的文献上看，在整个西周时期乃至后来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似乎并没有对这种人文思想做过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更没有人为此进行过系统性的专门论述，直到春秋末期孔子的出现。
私学的产生导致了私人论述和著述的形成。由于哲学本身便是一种私人的有系统的论述或著述，因而在春秋末期私学产生之前，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即使那时出现了一些思想观点，也不过是统治者思想的彰显，谈不上系统性的哲学论述）。而以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最早具有系统性哲学论述的人就是春秋末期的孔子了，只不过他是“述而不作”，即孔子是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来阐述其哲学思想的。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实应起源于两千六百年前的春秋末期，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也非孔子莫属。
《论语》里孔子曾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而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我五十岁学《易》算起，假如再多给我几年的时间，我就肯定不会犯什么大的过错了。
由此我们发现，孔子之所以会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应该正是由于其五十岁时开始学《易》，并通过《易》产生了“知天命”的思想。
《易》本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神问卜工具。不过孔子时代的《易》并非专指《周易》，而是“三易”，即《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东汉末期有一位十分著名的经学大师叫郑玄，他以毕生的精力遍注儒家经典。针对其中的《易》，他写过一篇《易赞》。在《易赞》中郑玄是这么解释“三易”的：
《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从郑玄对“三易”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三易”对《易》思考的侧重点其实各有不同。
那《连山易》的侧重点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连”，即连绵不断。也就是说，《连山易》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虽然一切事物都是由上天安排的，但上天安排下的事物却是连续不断地涌现的，故而人们应该学会在不断涌现的事物中捕捉它们的运行规律。
那《归藏易》的侧重点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藏”，即包纳隐藏。也就是说，《归藏易》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由于事物的本质都是被隐藏起来的，因此人们应该学会透过现象去发现隐藏着的本质，由此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
那《周易》的侧重点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周”，即周到全面。也就是说，《周易》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由于上天对事物的掌控都是周到全面的，绝不会拘于某一点，因此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都应该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又可以称作周而复始，所以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可以通过观察其历史的过往经验来获得。
正是通过“三易”所表达的人们对“天道”的这三种认识，春秋末期的孔子由此而想到了人：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在“天道”的作用下表现出了它们各自的运行之道，那么“天道”下的人类也应该同样表现出其自身的运行之道，而人类的运行之道显然就是“人道”；
既然“天道”是指的隐藏起来的反映天之本质规律的为天之道，那么“人道”当然也就应该是指的隐藏起来的反映人之本质规律的为人之道；
既然“天道”下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可以通过事物的历史经验来获得的，那么“人道”同样也就可以通过人类的历史经验来获得；
既然人类那么地敬畏“天道”，那么人类不是更应该首先敬畏其自身的“人道”吗？
在孔子之前，人们出于对无所不能的上天的敬畏，产生了对上天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热情。但是，作为上天所掌控的一切事物当中的一个物种——人，却被认为与其他飞禽走兽没有什么差别而不受重视。西周的统治者虽然开始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毕竟没有人像孔子那样专门对人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提出过疑问或阐述过观点，更没有系统性的表述。可以说是孔子第一个将人看作一种特殊的事物，使其从上天所掌控的一切事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特别提出了“人道”这一思想理念。
那么，孔子的“人道”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根据《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言行，孔子的“人道”应该就是他常说的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则又是他经常提到的四个字：仁、义、礼、智。
所谓“仁”，是指人类天生所具有的美好本心，它包括本分、刚毅、爱人、淳实和甘愿这五个内涵；
所谓“义”，是指人类因本心的“仁”而产生的本能言行，即是指基于“仁”的五个内涵而相应形成的德、勇、恕、惠、直这五种美好言行；
所谓“礼”，原本来自于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其本质是指人类先天所具有的那种对上帝鬼神的敬畏之心，其形式则是人类在祭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文”；
所谓“智”，其本质是指人类对“文”的反映，其形式则是人类对“文”的积累。
孔子认为，“仁”和“义”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两个基本要素，“仁”心决定了“义”行的产生，但反过来“义”行又是“仁”心的唯一表现。正是由于人类具备了“仁”和“义”这两个基本要素，人类才会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物种，并得以沿着自身的轨迹存在和繁衍。
然而孔子又认为，人类仅仅具有“仁”和“义”是不够的，这是因为
一来，人类除了能够产生“仁”和“义”这样的善心善行之外，同样也会产生与之相反的恶心恶行，而如果要想让人做到抑恶扬善，即做到只产生“仁”心和“义”行，那么人类就必须还要习礼增智，即通过学习“礼”和“智”，培养出更多的“仁”心，做出更多的“义”行。也就是说，“礼”和“智”对“仁”和“义”实际上有着重大影响。
二来，与世界上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类除了生存繁衍之外，还发展出了文明。而人类的文明显然不是通过人类先天具有的“仁”和“义”这两个基本要素获得的，它是因“礼”而产生，因“智”而发展；“智”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而“礼”既可以产生人类文明，更可以阻止人类文明的发展误入歧途。
也正因为如此，比起“仁”和“义”，《论语》里孔子讲得更多的其实是“礼”和“智”，尤其特别强调“学”，因为在孔子看来“礼”和“智”都是人类通过“学”得来的。
可见，孔子的“人道”理论实乃一种针对人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系统性哲学思想。孔子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物种当中，之所以只有人类产生了文明并得以快速的繁衍生息，就是因为只有人类才具备仁、义、礼、智这四个特别要素，并通过这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发展。事实上，孔子的为政理念也是基于他的这一“人道”思想形成的。
应该说孔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体现在由其弟子编撰的《论语》当中；而《论语》里孔子所言之“道”，大多就是指的“人道”，并非后世儒家所宣扬的伦理之道。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论语》里的孔子是在用“仁义礼智”来谈论自我修养和为人处世的话，那么我们不仅没有读懂《论语》，更没有读懂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