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新安吏》的开篇写道:“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将它和《石壕吏》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诗所涉及的种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争局势变恶劣,同样是征兵,后者更难。而且,官吏征兵的手段更加残忍了,《新安吏》里是“点兵”,《石壕吏》里则变成了“捉人”。
由此,不难推测到,军队的征兵效果更加糟糕了。
在《新安吏》中,被征的男丁和家人虽然心有不舍,但还是能理解政府的举措。所以,送行人只是流泪,没有反抗征兵的过激之举。
但是在《石壕吏》中,被抓的老翁“逾墙走”,逃役了。
如果当时的杜甫没有保持沉默,他能说些什么呢?是劝石壕吏不要继续捉人?还是告诉他,老翁刚刚逾墙走了?
如此两者,于情于理,都不符合。
对于石壕吏,杜甫百般理解。
因为他知道朝廷征兵的迫切需要,在《新安吏》中,杜甫也只是对被征者表示担忧和怜悯。
要是没有州和军府文、武双方最高长官的命令,石壕吏也不会前去捉人充兵。
强制征兵,是国家处在危机之际实施的一种战时体制。根据情况不同, 国家有权征调符合条件者上战场。
因此,石壕吏“捉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他只是法律的执行者,捉人也只是为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
对于老翁,杜甫于心不忍。
首先,老翁一家对他有收留之恩。
其次,这是被纷飞的战火所致家破人亡的普通老百姓,老翁年纪大,还有两个儿子牺牲,只剩下“出入无完裙”的媳妇和嗷嗷待哺的“乳下孙”。失去了家里最后一个壮丁老翁,对于这个家无疑雪上加霜。
最后,杜甫一向心系百姓,常从自身的贫苦联想到天下百姓的疾苦,更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下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试问,如此忧民的杜甫怎么不会体谅老翁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