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
严氏的讨论，大旨肯定是对的。奇怪的是他竟完全没有看出小说中报国之心与保皇之忱也是有力的证据。
招抚盗匪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不限于有宋一代。不过，草泽报国却可说是南宋的特色。南宋的情况颇有特殊之处。当金破了汴京劫走二帝之时，各地守土与勤皇的军队溃散而沦于草泽的为数极夥，加上河东、河北及山东等沦陷地区的平民为了自保而在山间筑堡营寨，民间武装的总量变得非常惊人。在南方复兴的宋室就借助这些民间武装力量来与金人周旋。民间武装之中有许多人，在建炎绍兴以至再后的数十年间，曾为国抗金。宋朝廷借助他们的方法有几种。有的是收编为官军。他们成了张、韩、刘、岳麾下的精兵。宋室对江淮一带的民间武装，则往往是供应钱粮，委以官职，责令守土，有时还许以世袭，造成一道缓冲地带，以减轻金国与伪齐的压力。这一类武装之中，如翟兴、刘位、赵立、李彦先、薛庆等，都为国捐了躯。至于远处黄河北岸的“忠义”，宋廷一再与之互通消息，颁给名位，而他们对朝廷的军事行动也曾热烈响应。岳飞在绍兴十年出兵河南之时，部将“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这种情形，与忠义堂的好汉受招安后为国效力的故事，是可以紧凑地对照而观的。
有了这一段历史作为背景，《水浒传》中许多话便都有了一种意义。
比方说，玄女娘娘对宋江的训示，和天门石碣上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恐怕就是当年宋廷训勉忠义民军的意思。大聚义之时，一百零八人的盟誓词中，有“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话，这些大概也反映了一些忠义武装的誓言。“替天行道”这很重要的四个字，在玄女圣训、石碣天文和众人誓词中都有，联系历史来看，这四个字便是宋廷在责成沦陷区内的忠义队伍去代替官府抚恤柔民，所以在大聚义的誓词中，“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是连接着的，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试想，草泽英雄矢誓要同时“共存忠义”与“保境安民”，除了是反映金境内的游击武装表示仍宗赵宋而抗金保民，还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梁山泊里“忠义堂”前竖一支写着“替天行道”四字的杏黄旗，这幅图画，不是正代表一个典型的两河或山东忠义武装的山砦吗？
♦ 按忠义人的逻辑，“替天行道”之“天”指的是赵宋天子
《水浒传》对皇帝的态度，曾使许多人困惑不已，我们凭这一段史实，可以解释得很自然。《水浒传》只反官吏，不反天子，痛斥蔡童高杨“四贼”之余，却赞颂徽宗皇帝为圣明。我们依史实来解释，这种忠心便是那些忠义人马的态度——忠义民军的出身，是以溃散的官军和地方自卫组织为主，他们成为法外之徒是因为所在地区的宋地方官府已经崩解了，他们又不甘受制于金，所以叫他们作忠良。徽宗是很可责备的，他断送了江山，可是传讲水浒的忠义队伍却很可能特别不愿对他出言詈骂。
再如，阮家弟兄在第十九回对付缉捕使臣何涛之时，唱过两首很奇怪的渔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据汇校本《水浒全传》，两歌都载在这小说的一切重要版本里，不好轻易说是手误。我们若以忠义军的史实来解释，这些歌中的忠君意识，便是忠义军的意识。可是，这里头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这种意识与阮家弟兄的其他行动并不一致，他们一向对朝廷无好感，后来又“倒船偷御酒”，读者从不闻他们说过“奸臣瞒蔽圣明天子”之类谅解皇上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对皇上尽忠呢？
这个问题，也许要这样解释：忠义军创作水浒故事，里面本有许多忠君保皇的话，但这些故事流传到山砦之外时便要修改，否则会有政治迫害之虞。还有，忠义武装渐渐都消灭了，流传的人的政治意识也就渐渐减弱，会从艺术观点来修改故事。到《水浒传》在明代编纂之时，许多故事都改动过了，许多话语删掉了；但歌儿由于押韵的缘故，留存的能力特强，于是这些保皇渔歌便像古生物的化石一样保存着，不过与包藏它们的故事却不十分对应了。
二、晁天王之死与宋钦宗之死
曾头市是《水浒传》的一个重要故事。
故事开始时，宋江和公孙胜在芒砀山收了樊瑞等几个好汉加盟，回到梁山泊边界，遇见金毛犬段景住来入伙。他自言是涿州（河北）人，平时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为生，这次去一个叫作枪竿岭的地方偷到大金皇子乘坐的名驹“照夜玉狮子”，打算牵来梁山泊作为谒见之礼，不料经过凌州西南曾头市时给曾家五虎抢了去。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去查，戴宗回来时报告道，曾头市为首的家族叫作曾家府，原是大金国人，五个孩儿都有武艺，号为“曾家五虎”，他们发了誓愿要与梁山势不两立。晁盖闻报大怒，亲自领兵去报仇惩戒，却给两个法华寺僧人骗进曾头市内埋伏之中，被敌方的史文恭射死。以后，梁山英雄们拥宋江为主，引了卢俊义上山，又收了关胜、索超等几员重要官将，破了大名府，然后大队人马去围曾头市。攻破之时，把史文恭捉住拿来剜心活祭晁盖，其他未战死的曾家人口一个也不留。
这是个有寓意的故事。
今天的读者不喜欢讲寓意，他们看见这种方法从前用来解说《诗经》和《楚辞》都解得不好，他们反对在《红楼梦》中索隐，自然也反对在《水浒传》中找寻隐匿的意思。可是曾头市故事只能这样解。倘使这是个无寓意的、直白的真实故事，倘使这里头的宋*是《徽宗本纪》里那个淮南盗，那么，他在宣和初年来到山东河北之时，怎么会遇上一个金人的村镇呢？这时在宋金之间隔着一个辽，领土广阔，有三百多座军州，比宋小不了多少。
严敦易已经注意到这个故事是在映射宋金交绥，他指出，曾头市与梁山泊的往还书札很有国书公文的味道，其中有“各守边界”“遣使讲和”“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等言语。不过，严氏忽略了晁盖死在此地的重大意义。
晁盖丧生之事，很令人诧异。依照《水浒传》叙述，蓼儿洼的好汉们在征方腊之前，上上下下都很齐全，一个也没有死。他们武艺固然高强，所以不会死于战斗中，而且运气也实在好，即使被擒了，也总是囚在牢狱或槛车中，迟早让弟兄们救回。这种英雄故事的写法是很袒护英雄的，使读者听众易于自拟其中的主角，从而得到快乐。那么，晁盖为什么是个例外呢？他是“梁山泊主”，理应更难丧命才对。曾头市那场仗，一个弟兄都没有牺牲，偏偏是身为主帅的他死了。这个既有违故事惯例又兼不合常理的结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曾头市故事若是映射宋金双方在动干戈，晁天王是梁山泊主，便相当于大宋皇帝。宋的徽钦二帝是给金人掳去而死在异国的，现在故事说晁盖在这个金人村镇遇害。他死后，梁山好汉把他的灵位供起来，喊着报仇的口号来打曾头市。当年的南宋，在和谈之后是不作兴提这件国耻了，但在建炎和绍兴初年，自高宗皇帝而下，许多大臣和武将，乃至那些溃卒军贼如“没角牛”杨进和铁枪王明等，前前后后说了不知多少“迎还二圣”的话。
也许晁盖是专指钦宗，因为钦宗皇帝像晁盖一样，据说是给敌人用箭射死的。
《宋史》中钦宗的本纪并没有说他怎样死去，大概由于南宋史馆讳言此事。但宋人对被俘的皇帝很关心。《三朝北盟会编》卷首所引书目中，叙述二帝北行的不下三十种之多。士大夫看书，半文盲的贩夫走卒则在勾栏瓦子职业说话人和其他道听途说的场合得到消息。他们所听到的大概就是录在《大宋宣和遗事》之中的这个伤心的故事：
（正隆六年）春，（完颜）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延禧、天水侯赵集，各领一队为击掬。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宋钦宗）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气坠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是岁，亮刷兵马南征矣。（《宣和遗事》后集，“延禧钦宗坠马为马踩死”条）
《水浒传》中晁盖便是被敌人一箭射下马来的，弟兄们当然不会任由他被践踏在马足之下，他们拼死命把他救回，但这箭究竟取了他的性命。
♦ 《大宋宣和遗事》关于宋钦宗之死的记载
《宣和遗事》是一本奇奇怪怪的杂录，大概是南宋的“说话”资料集成。研究《水浒传》的学者都知道它收了几段零碎的水浒故事。靖康围城和二帝被掳的叙述很详，内容与一本叫作《南渡录》的书差不多。《南渡录》是南宋时文字，当年一定曾经遭禁，也许金与宋两国都不准刊行，可是流传很广，证据是那一长串的书名— 除了《南渡录》，又叫《南烬纪闻》《窃愤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蒙尘录》《北狩日记》《徽钦北狩录》等，大抵总是在某地禁了，在他处换个书名又印行起来。书之所以畅销，自是由于宋人怀念旧帝；遭禁的原因，也可于内容中看出：书中有无数皇室受辱的故事，诸如皇帝受命行酒、皇后被逼唱曲、宗姬被污以及高宗皇帝的生母韦太后也已失身于盖天大王，等等。这些故事，金人不会愿意任由它们激发汉人的愤慨，而宋高宗一力主和，自然也不会喜欢国人讲谈这种种耻辱。
事隔了八九百年，我们今天不会觉得曾头市故事有什么特别，也不觉得射死晁盖有什么深意；但在绍兴末年和以后的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的年代，金境和宋境的汉民听故事时，一听到梁山人马和金人族类打仗，就会很留心，及至听见梁山泊的主公丧生在金人境内，他们就会明白，这是“靖康耻”的故事，史文恭的箭是那个紫衣人的箭。
此外，我们拿《水浒传》与别的早期水浒故事比较，会发觉曾头市这个故事是《水浒传》所独有的，在《宣和遗事》和元人创作的水浒剧中，曾头市和曾家五虎这些名字找也找不到。元杂剧所据的那套水浒故事，把晁盖的死地定在祝家庄。说不定“祝家庄”之名是有象征意义的，不过总是太隐晦了一些，令人很难联想。《水浒传》所收集的一套故事，把晁盖放到曾头市去死，真是画龙点睛了：这是个金人聚居的地方，这些金人又是誓言与梁山泊不两立的。等到他们射死晁天王时，宋人必定清楚明白这是个什么故事了。“曾”字不是胡乱取的，它与“金”字及女真的“真”字谐近。
三、“智取生辰纲”与打击伪政权
晁盖等八条好汉截劫大名府梁中书生辰纲之事，是宋江三十六人故事中极其有名的一个。书里说“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宣和遗事》也载有这个故事，只在细节上与《水浒传》略有些出入。
这也是一个喻言故事。
骤听起来，故事倒也真实，因为说来好像有条有理：一群江湖好汉合谋劫掠一批财宝，这批东西是一个凭借着裙带关系而高踞要津的贪官以生日礼物之名，送去孝敬在京城里为他撑腰的老丈人的。可是细想起来，这样一件事还是不甚合理，主要原因是财宝的数量似嫌太大了。生辰纲是十多担金珠宝贝，总值达十万贯，而且是每年送的。从前形容巨富，也不过是说“家财万贯”，如果梁中书每年要把十个巨富的家财输到丈人蔡太师库中，他这女婿的贪官岂非白做？
故事中“为丈人敛财”这一节，其实是暗指“为金人敛财”。梁中书呢？指金人所立的大齐皇帝刘豫。这个比喻带着嘲讥却并不离谱：刘豫是金人的“儿皇帝”，现在小说称之为女婿，只叫歪了一些儿。刘齐是傀儡政权，每年理当向金人上头进贡，这年贡便是一年一度的生日礼物了。
晁盖等八筹好汉截劫生辰纲，所指的当然是忠义人劫取刘齐输给金人的进贡。这种事情发生过吗？依情理推测，一定发生过，而且次数会不少，因为沦陷区里的忠义人是些法外强徒，他们受匮乏之苦，心中亦有贪欲，兼且对刘齐傀儡政权与女真侵略者都很憎恨，看见这些“不义之财”，当然觉得是“取之何妨”？除了推测，我们也有一项直接证据，那就是《金佗稡编》所录得宋枢密院的谍报，“探得大名开德府界梁小哥人马截了山东路金帛纲、河北马纲”。梁小哥（梁青、梁兴）即是《水浒传》里的燕青，《水浒传》虽然在“智取生辰纲”中没有算他一份，但是较早的《大宋宣和遗事》是把他列名在同谋的八筹好汉之中的，这是有力的证据。（《遗事》的八人中有燕青和秦明，没有公孙胜和白胜，其余与《水浒传》相同。）
♦ 电视剧《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剧照
我们这样判断，还有几项“环境证据”。一是大名府。这城市是宋的陪都之一，叫作北京，属河北路。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刘豫初受册封为齐帝时的首都。三年后，到阜昌二年（即宋绍兴二年），齐才把首都迁到汴梁去。我们说生辰纲是刘豫给金人的贡礼，恰好小说中叙述这批宝货是北京留守梁世杰所输，是从大名府送去的。
北京留守梁中书手下有大将李成和闻达，职任兵马都监，是日后上梁山做好汉的勇将急先锋索超的上司，这两人是谁呢？李成就是同姓同名的李成，传在《金史》卷七九，列传第十七。这人本是建炎时军贼首领之一，后来他降给刘豫，到金人废了大齐，他便直接做金人的鹰犬，屡与岳飞打仗。《金史》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所以《水浒传》也说他有“万夫不当之勇”。李成的绰号，也如在小说中一样叫作“天王”，见《岳侯传》（《北盟会编》卷二〇七）。与李成并称的闻达，我们可以猜想是指徐文。徐文本是南宋的水军统领，在李成等人降附刘豫时，他受到朝廷与同僚的疑忌，终于领军越界投降，传在《金史》与李成同卷。只因闻达的姓与徐文的名同音便把两人连起来，读者会不服，但是《金史》说徐文“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水浒传》里的闻达亦恰巧叫作“大刀闻达”。
当初创作水浒故事的忠义人为什么要选徐文来讲呢？他们为什么不选其他人？大概是因为徐文手上沾着忠义人的鲜血特别多。据《金史》举出的劳绩，徐文是专做境内的保安绥靖工作的。
此外，《水浒传》中宋江与历史上岳飞的事迹虽有许许多多不同，但相似之处也不少，绝不是巧合解释得来的。除了忠皇攘夷等大处以及屈死与平反的命运，宋江的一些故事也显然是从岳飞那里来的。比方说吧，宋江在江州要*头，因为有人告他谋反：那正是岳飞的罪名。宋江谋反的证据是什么呢？黄文炳说看见他在酒楼题了反诗。题反诗的故事，章回小说里常见，读者习以为常，也就不甚注意，但宋江这件是反诗故事的鼻祖，不是从别的作品中模仿来的。而且我们查查历史，文字狱要到明清才盛，唐宋时何曾有什么名人题过反诗呢？而岳飞却恰巧有这样的“罪证”，据他最早的佚名传记《岳侯传》载，岳飞一入狱，万俟卨等人便说他反状甚明，因为他曾在游天竺寺时题了“寒门何载富贵”这样的句子（《北盟会编》卷二〇七）。
总之，《水浒传》故事的源头，与南宋民间的抗金忠义队伍有很密切的关系，与《宋史》里真实的“淮南盗宋江等”反倒关系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