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全集》，柏拉图著，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与之相对的，智者从不掩饰自己对于修辞技艺和论证技术的追求。他们公开收费教学，教的就是如何在辩论场上运用修辞取胜。据说修辞术的发明者之一高尔吉亚一堂课要向学生收费，原因就在于他的修辞记忆精湛纯熟（
他规定了展示型演说的基本程式、实践了智者发现的“双重罗格斯”或“反对话语”，还发明了纯粹推理的、以可能性而不是事实为基础的辩论技巧）
，可以帮助学生在法庭和政治辩论中以“辞”取胜。
尽管我们从柏拉图对话集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辩论有时候有意无意地也讲技巧，或者说在论证的过程中也有通过不够严密的逻辑“请君入瓮”的嫌疑，但是他的辩论则几乎不带着明显的功利心，他只是想让人认识到“无知之知”的可贵，因此并不像智者那样发展一套修辞技术，并以此赚钱谋生。
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就是修辞，没有不使用修辞的语言，只有修辞程度和目的的差别。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辩论”，在决定生死的法庭上为自己“申辩”，最终以失败告终。也许，他在辩论技术上还是略欠一筹吧。
《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是法国画家雅克·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
从这个角度看，佛教的辩经与苏格拉底的辩论相同，都是一种为真理的辩论。纵然僧人高声喊叫、来回踱步、大声拍掌甚至做出略带侮辱性（通常是有意为之）的动作，场面紧张激烈，但这都不是为了分出辩论的输赢，而是通过辩经来理清自己在佛教义理上模糊的地方，从而破除邪见，形成佛教正见。抱持着这一目的，任何通过语言技巧或者诡辩来争胜的侥幸心理都是对佛教经义的一种侮辱。
当然，辩经如此紧张激烈，要想清晰地表达自己对佛经的理解，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十分关键。藏传佛教的大德佛教的义理比作“长者”，而把语言表达比作“杖”，所谓“长者无杖，则行履维艰，而杖无长者，则效用不宏”。
反观现代辩论，专业的赛制将辩者变为“辩手”，从一对一的互辩到组队竞争，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辩论不再是无功利心的真理之辩，而变成了争输赢的竞赛之辩，晋级与冠军成为辩论赛的终极目的。当这一价值被确立，修辞和论证技术便不可避免地在辩论赛中流行。为了赢得比赛，选手可以设计环节引人入瓮，紧抓漏洞质疑问难。而在短时间、快节奏的交锋中，观赏性成为评判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双方都得展示足够的敏捷与气势，导致有时不得不为此牺牲审慎的思考与表达。
美国总统的大选辩论也许是最能体现争胜负的辩论特点的案例。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进行第一轮电视辩论时，不管奥巴马讲哪个话题，话音刚落，罗姆尼立即以
（未必完全正确的）
事实和数字发起反击。犀利的反击为罗姆尼带来更多的支持，在CNN即时民调中，67％的被询问者认为罗姆尼胜了辩论，觉得奥巴马赢的只有25％。
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代表民主党的奥巴马与代表共和党的罗姆尼进行电视辩论。
在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第二场辩论中，奥巴马及时改变策略，一开始就严厉指责罗姆尼的政策和“谎言”，罗姆尼也不甘示弱。此次辩论中，观众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双方频频打断对方讲话。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公布的统计指出，第二场辩论上总共出现122次发言被打断，平均每一分钟就出现1.4次。其中奥巴马36次打断罗姆尼发言，罗姆尼也回敬了奥巴马28次。
为了争取选民，双方在激烈的战场上互相扫射，只看谁能攻陷对方更多的城池。不说审慎的思考和节制的言辞，就算是诚实和尊重也很难保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真理”和“为输赢”两种类型也有交叉。1858年，林肯与民主党的道格拉斯大法官围绕奴隶制问题展开多场大辩论。林肯一派认为奴隶制是绝对的邪恶，应当坚决废除，而道格拉斯一派则设想奴隶制本身无可厚非。当正义与邪恶为辩论双方时，为输赢而辩正是为真理而辩，为利益而辩正是为正义而辩。反过来说，为真理而辩有时需要赢才能“争回那一口气”、从而实践正义之事。两者的界限有些时候本就不那么明显。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区分？这是为了提醒，纯粹为了争胜负的辩论可能恰恰违反了辩论的本质要义，纯粹为了争利益的辩论可能沦落为钻空子、掐架和诡辩。没有任何一种好的表达不需要磨练修辞技艺，但是我们需始终谨记，辩论不是仅仅比拼辩论技术的语言游戏。辩论即使不是完全地追求真理，也至少要追求真正的论证与说服。
作者通过呈现三位古典思想家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智术师的不同接受和回应，来理解古希腊的智术师运动。
03
从“为辩论”到“为娱乐”
大众文化与资本市场的双向渗透
智者学派以教人修辞与辩论为业，但这还算不上辩论职业化，因为教人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打官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辩论比赛兴起，辩论才开始了仅仅“为辩论而辩论”。从狮城舌战到遍地开花的大学辩论赛，辩论不再假以政治、法律或者学术之名，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在一代又一代优秀辩手的努力下，辩论技巧逐渐成熟、辩论方法体系化、辩论人才职业化。就像以前历史学科脱离于政治的包裹一样，辩论似乎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与正当性。
但是， 获得独立性的后遗症也很快显现。1995年第二届国际大专中文辩论赛南京大学四朵金花狮城夺冠。然而四位女辩手在手捧奖杯之时竟坦然告诉记者这辈子再也不会参加辩论赛，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对辩论的意义的怀疑在1997年以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方式达到了高潮。当年国际华语辩论赛的决赛题目居然是“真理会不会越辩越明”，而最终获胜的正是反方马来西亚大学辩论队的“真理不会越辩越明”。
当辩论不再以政治、法律、学术为目的，当辩论比赛中对技巧和风格的重视超越了对辩明真理的重视，辩论似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除了一场语言的游戏以外，辩论赛还剩下什么？是否存在一种“双向自律”的辩论，只凭辩论本身便能立足，而不需要为了其他社会事务或者真理？
在今天，这种力量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力量和大众文化的趣味。让辩论重新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奇葩说》，仍然是一档以收视率为目标、看重广告收入的网络节目。这使得《奇葩说》必须具备传统的辩论比赛没有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