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丹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8年第4期
摘要
回顾40年来的开放历程，对外开放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表明，渐进式的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突出特征和重要经验，这种开放模式有效降低了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充分释放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带动了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和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放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应积极探索开放新模式，将开放的推进重点由政策提供转为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
对外开放 ；制度创新 ；大国竞争；全面开放新格局
*作者邮箱: ydhcass@126.com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具备了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这是*同志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长期国策。40年来，对外开放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推动中国经济加速迈向市场化和现代化，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
1《*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一、对外开放的历程、模式及主要成就
（一）开放历程与政策演进
回顾1978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大致经历了4个重要阶段，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1978~1991年：积极试点，探索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重大转变。从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给予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策，到1984年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再到1988年批准将海南建成最大的经济特区，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形成了突出的“点开放”的特征和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外资政策优惠力度加大，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先期进入中国投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资本，投资领域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项目及宾馆、餐饮等服务业为主，投资区位集中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产生了良好的窗口示范效应。
1992~2001年：由点及面，加快开放。1992年初*同志的南方谈话成为对外开放提速的重要契机。以浦东开发为着力点，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高。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配合适度保护及人民币汇率低估等政策工具（吴敬琏，2008），中国轻纺、机电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为适应外经贸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需要，19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自此我国对外贸易经营管理步入法制化阶段。经过20年的实践，以特区建设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区位优势凸显，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壮大成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推动内陆地区开放，1999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积极争取“复关”和“入世”的重要时期。经过艰难谈判，我国先后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了“入世”协议，并为配合“入世”谈判，加快进出口管理体制改革，调整机构，清理法规，下放权力，促使外经贸管理整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2~2012年：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推进对外开放。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使中国从渐进式、局部性的对外开放转为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加入WTO过渡期内，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并将开放的重点领域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开放区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在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互动关系增强。一方面，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使要素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倚重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不断强化，高速增长和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增大。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向“两税并轨”迈出了关键一步，以税收优惠为核心工具的超国民待遇逐步退出，转而被完善市场规范、营造公平环境的政策措施所替代。针对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增加、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我国及时调整贸易政策，淡化鼓励出口创汇的导向，强调平衡贸易、优化结构。通过对资源性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下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税率、限制低水平加工贸易扩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纳入产业升级的总体目标，持续的市场化开放造则就了一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习惯于国际竞争的企业主体，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微观基础。
2013年至今：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八大坚持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加快自贸试验区试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对外开放新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掀起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创新外经贸管理方式的新高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启主动、双向、公平、全面、共赢、高质量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外需下滑的严峻形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通过外经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我国进出口逐步回稳向好。党的十九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担负起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大国历史重任。充分利用G20等国际平台，在增强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为促使全球贸易走出阴霾做出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努力，使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之锚”的重要作用。2018年4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将实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扩大对外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向世界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声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
2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http://www.gov.cn/xinwen/2018-04/10/content_5281320.htm
从阶段性发展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各项成就，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不难看出，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加速和强化过程，从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逐步辐射到全国，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深入各个层面的国际经济合作，由激发人口红利转为投放制度红利。仅仅40年时间里，曾经高度封闭的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全面开放，这在人类发展史上甚为少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缔造了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二）主要成就和经验
中国对外开放成就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开放部门整体规模的扩大。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为206.4亿美元，2017年达到了41050.0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约198倍，年均增速14.5%。进出口规模扩大带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位3，货物进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12.0%。同时，利用外商投资成效卓著。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17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88.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5万亿美元，连续25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外，作为开放的重要渠道，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投资迅速增长。截至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进入了资本双向流动阶段（见表1）。
3 2018年4月WTO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时隔两年重回世界首位。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操作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互促进，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显著效应。首先，对外开放突破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了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了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对外开放初期，决策层并未形成明确的长期目标，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验性、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进行探索试错（江小娟，2008）。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与“增量改革”的路径高度契合，与转轨国家实施的“休克疗法”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改革开放对社会经济体系的冲击，降低了开放的综合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政策的演进同样带有鲜明的增量特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我国的外资政策。外资企业进入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主体，外资企业之间以及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中国市场注入活力。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治理结构和丰富的竞争策略起到了正向的示范作用，产生了学习效应，加快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巨大的竞争压力倒逼内资企业改革*，低效率的内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完善了我国部分行业的退出机制。从法规层面来看，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对市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并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大大提高了我国市场规范的立法水平。对地方政府而言，简化审批权、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既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其重要内容。加入WTO是我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的重大举措，直接创造了新的体制供给。按照WTO要求，我国经济体制的框架逐步与国际接轨，“公平、透明、非歧视”等WTO原则成为外经贸立法和执法的依据。同时，加入WTO带来的外部压力为国有企业以及汽车、银行、电信等领域扫除体制沉疴、加快自身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
其次，对外开放带动了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较低，技术引进仍主要采取进口生产线和生产设备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产能，但受制于当时较低的国内资本积累水平和有限的出口创汇能力，加速工业化难以挣脱“两缺口”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世界范围内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我国转而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策略，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加快向外资开放，大量外资进入制造业。相比其他领域，中国制造业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配套能力，市场容量大，竞争更为充分，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由于我国对制造业外资进入方式和股权比例的限制相对较少，跨国公司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生产能力促进了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见表2）。同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丰富了先进技术的来源，FDI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江小娟，2002；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2006），表现为跨国公司直接技术转让、促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对外资企业操作方法、技术诀窍、专利、商标、技术规程、产品标准和管理模式的学习效应。21世纪以来，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各种类型的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研发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尽管对于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及其溢出效应仍有争议，不同行业、不同来源地的FDI，其技术溢出效果存在差异（陈涛涛，2003；谢建国，2007；邵玉君，2017），但总体来看，对外开放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当然，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局限性以及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制约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这一问题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约有80%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由外资企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实现，出口附加值偏低，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高技术行业由于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世界市场变化和国际经贸关系波动中受到较大冲击。
最后，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竞争力提升。一是对外开放扩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巨大需求共同支撑了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跃式发展，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夯实了中国作为工业大国的基础。二是对外开放拓宽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利用途径和范围。中国曾经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将包括能源矿产、先进技术以及制度体制在内的外部资源引入中国经济体系，有效缓解了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瓶颈。三是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企业直面国内外各种风险和竞争，提高了国内企业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律的企业群体既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分量十足的“压舱石”，也是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四是对外开放遵从分工和效率的原则，带动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释放了比较优势，分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成果。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保持上升的态势，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见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