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过40年数轮侧重点不同的对外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而在经济社会体系的存量部分则积累了一批老问题和大矛盾。要想啃下这些体制机制中的“硬骨头”，不仅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而且更需要改革与开放联手同步，协同推进。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各种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渐进式的增量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受到了各种掣肘。一些领域由于利益下沉，“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与贸易政策导向出现错配。在利用外资方面，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虽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不佳，简化行政管理不彻底。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三、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开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实现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为此，要积极探索开放的新模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建成经贸强国（汪洋，2017；钟山，2018）。落实*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主旨演讲提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承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稳步扩大金融、文化、旅游、专业服务等服务业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对外开放，坚持陆海统筹，协调国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整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开放利益，下大力气治理“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局面，将新一轮开放的制度红利释放到位。同时，面向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亟待重塑和升级，这需要深入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方式变革趋势，在加强“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和引导“自下而上”的企业自主转型两个层面上精准发力，以新经济新科技新产业新模式将发展的新动能注入开放部门（见图4）。
应对全球挑战、谋求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课题，要始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推动构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坚力量。在新形势下，围绕高质量自由港建设、进一步简化负面清单、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等新一轮开放的重点领域，政府的职能要加快由政策制定转向服务提供和能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方向(冯颜利、唐庆，2017)，顺势而上，辨识各国利益的重合区和分歧点，树立新型全球治理观，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其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的国际协调，合力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为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高效、有序、平衡、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方向不断完善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1]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3]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德]恩斯特·本达：《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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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红领 、李稻葵 、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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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小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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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邵玉君：《FDI、OFDI与国内技术进步》，《.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2017年第9期。
[11]杨丹辉、渠慎宁、李鹏飞：《中国利用外资区位条件的变化：基于中美制造业成本的比较分析》，《国际贸易》2017年第10期。
[12]冯颜利、唐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17年第11期。
[13]钟山：《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求是》2018年第1期。
[14]渠慎宁、李鹏飞、吕铁：《“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需求侧核算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
[15]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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