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40年的开放历程还可以发现，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与世界商品和要素市场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连接点，见证了国际分工方式和格局的变迁。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参与方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内部分工延伸。中国为此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也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同时，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凭借低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导致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产生了依赖。大量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输出刺激了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扩张，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为当地消费者更多地超前消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廉价产品提供了信用支持。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中国的产业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运行调整，另一方面分工模式和参与角色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结构调整的自主性。
二、大国竞争与新时代扩大开放
进入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强调的是，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产业竞争力此消彼长引发国际竞争格局的嬗变。如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从科技、能源、贸易、投资、金融到国际话语权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是对中国开放定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
（一）科技和创新领域是大国竞争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发达国家加紧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实施战略布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从科技活动的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全球创新的集中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现阶段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科技强国的科技投入仍占世界创新总投入的80%。其中，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但却难以全面超越。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既是由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组织方式变化的结果。21世纪的创新活动日益复杂，重量级的科研成果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完成，而要有系统化、组织化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做支撑。发达国家长期形成了较为稳定有效的科研体制，政府的科技投入能够撬动更多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源，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效率。
客观地看，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具备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的能力。总体而言，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主要工业大国各有优势（见图1），但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及能够模仿或赶超的目标越来越少，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凭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轻松”摘下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低垂果实”的技术进步路径势必越走越窄，中国从追随者到同行者乃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保护主义盛行
近现代以来，对外贸易发展史往往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浓缩了中国由农业国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开放和发展成就。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尽管中国不少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但随着贸易总量扩张和制造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正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化。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向全球输出也从世界各国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中国之前，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曾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是迄今唯一的发展中贸易大国，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影响是多方面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加速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要素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享了全球化红利，推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见表4），这一判断似乎已成共识。然而，全球化的影响显然更为复杂，产业竞争力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引发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这种反作用力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迟迟未能实现新旧转换、迎来全面复苏而被强化，致使原本在信息技术普及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下日益扁平的世界，又出现了凹凸不平的迹象，充斥着“逆全球化”的杂音。除了因分配不均导致的对立和割裂，全球化进程中的“主权让渡”及其“去国家化”导向始终受到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势力的诟病（恩斯特·本达，2004）。在各种保守势力当道、保护主义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确立了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而全球化固有的局限性以及我国自身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则放大了中国扩大开放的短板和障碍，制约了中国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三）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加剧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美之间的博弈尤为引人瞩目。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之后，其“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导向明显趋于保守，在钢铁、有色金属制品等领域则不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持续收紧对华贸易政策，进而单方面发动贸易战。毋庸置疑，现阶段中美两国产业体系仍具有互补性，各领域尚有合作空间和潜力，但一个不容规避的现实却是两国已然开启大国全面竞争模式。中美之间在贸易逆差、高技术产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政府产业补贴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其中一些矛盾是长期形成的，比如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既是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贸易统计体系造成的。历史地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有贸易顺差符合世界主要贸易大国贸易差额变化的一般规律。由图2 可见，1978~2017年，我国顺差年份有24个，尚少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顺差集中出现的持续年份。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规模问题，而更多的是结构问题。由于目前出口产品中95%以上是品种繁多的工业制成品，采用总额而非增加值统计的条件下，我国与全球75%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顺差。其中，2017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两大贸易伙伴的顺差分别占当年贸易顺差总额的65.0%和30.1%，相比2011年与这两个贸易伙伴顺差分别是贸易顺差总额1.33倍和0.93倍的情况，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已经有所缩减，且顺差来源地不平衡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的差异决定了解决两国突出矛盾和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盘根错节的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大国博弈的变数（冼国明、张岸元，2004）。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是真正考验中国综合实力的现实挑战，必须做好充分的战略和战术储备，精准识别各方利害关系和利益诉求，尽最大可能求同存异，在竞争中合作，在竞争中发展。
（四）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开放难度增大
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攀升导致我国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弱化。通过比较分析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发现，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致使中美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同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见图3）。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中国要坚持倡导全球化，坚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然而，进一步扩大开放却面临种种压力和障碍。首先，尽管出口规模稳中有增，但与加入WTO后那一轮高速增长相比，中国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幅下降，2006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达到28.89%的高位，2017年这一比率已降至3.47%，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中国经济由“三驾马车”拉动开始转为主要由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渠慎宁、李鹏飞、吕铁，2018）。再从利用外资的区位条件来看，随着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外商投资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非同从前（杨丹辉、渠慎宁、李鹏飞，2017），表现为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年这一比值高达15.65%），进入21世纪后持续快速回落，2010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2.84%，2016年这一比值则仅为1.22%，而同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也由超过70%下滑到2016年的不足30%（29.3%）。这些指标的变化反映出开放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直接影响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