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的圆鼎
那么，群雄割据诸侯眼里的香饽饽——九鼎到底有多重呢？
《战国策》在首篇“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中就曾关注过这个热门话题。
彼时秦国想借口向东周索要九鼎，从而霸占地盘。战国七雄的齐国也是当仁不让。周臣颜率便出使齐国，答应如果齐国将秦军*退就将九鼎送与齐国。事后齐国向东周索要九鼎，颜率却对齐王说：“九鼎不像普通的物品，拿着就可以走，一个鼎就需要九万人才能抬动，九鼎就需兴师动众的九九八十一万人，当路过梁、楚两国时一定会被夺去。”齐王听罢打消了索取九鼎的非分想法。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
一个鼎居然要9万人才能抬动，这显然是后人臆想杜撰，荒谬不可相信。
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秦国攻占东周门户——韩国重镇宜阳后，秦武王引任鄙、孟贲一班勇士直入东周太庙明堂中欲窥九鼎。
秦武王欲取九鼎之一的“雍鼎”，借口道：“此雍州之鼎，乃秦鼎也，寡人当携归咸阳。”
守鼎的官吏说：“此武王定鼎于此，未曾移动，每鼎有千钧之重，无人能举。”
史*载，逞强好胜、有图霸天下野心的秦武王当着周赧王面子，任性举鼎结果不慎失手被砸断小腿致死，说明九鼎分量不轻。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
不难想象，要是九鼎有千钧之重，象商朝重达832公斤的司母戊鼎一般雄浑厚重，秦武王肯定是望而却步。而类似201公斤的大克鼎，估计勉强能举起来，但是还是有点吃力，最后撑不住就落了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历史笑柄。
而史*载秦始皇兴师动众千人“泗水捞鼎”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九鼎分量着实不轻。
(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
四、大禹铸造的九鼎与二里头出土的夏代“方格纹铜鼎”有无关联？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方格纹铜鼎”，轰动考古界，第一次在实物上为夏代九鼎的考证提供了具体样式和尺寸依据。
夏代“方格纹铜鼎”，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一一青铜。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无疑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这件罕见的3800年前铜鼎，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与后世出土的精美复杂大鼎相比，其看上去着实有些稚拙，纹饰也略显简单朴素。但它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
二里头方格纹铜鼎的惊世献身，等于九鼎在铸造上上已有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考古发掘证明，仰部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了铜器。龙山时代考古发现的铜器或冷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饰品。
从夏代开始，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夏商周更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到了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不仅发现了若干前所未有的青铜器，还发掘了大规模的青铜治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治铸有关的遗物。
在二里头遗址官营作坊区南侧，发现有面积1.5万-2万平方米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使用时间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二里头出土的陶鼎
二里头出土的铜斝
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器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造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刻有兽面纹等花纹。
二里头遗址迄今已经发现铜器200多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器和工具等， 出土的礼器有鼎、爵、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工貝有凿、锛、锥、钻等，两外还有铜铃、铜饰牌等，这些器物的工艺复杂，有的用了复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等技术，凸显了二里头青铜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
有专家据此预测，当时的夏人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躲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未知神秘大墓之中。
从治铸技术来看，“龙山末期至夏初可能已使用复合陶范铸造礼器和容器类器件”。所以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也就是说大禹铸造九鼎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早在此前，已有黄帝铸造铜鼎记载。可能形状也应该是圆形陶鼎类似的青铜圆鼎，与二里头的“方格纹圆形铜鼎”器型相似，不排除影响到了大禹铸造九鼎的形状。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史记・封禅书》）
那么，世人关注的九鼎最终那去了呢？
霍小姐大胆推测，由于九鼎单体分量重，数量多，最有可能被在秦末的农民起义战争中，被不信奉“国之重器、礼器之首”这一套传统礼教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军将领攻占秦都咸阳后当战利品掳掠而去，因搬运不便，融化铸造钱币、打制兵器，从此湮灭、消失在滚滚的历史尘埃之中。
参考书籍：《史纪》、《战国策》、《何以中国》、《左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