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理学体系集大成者，把理学思想创新发展并被官方认定为正统的哲学思想的人——朱熹。
朱熹被认为是儒家里面仅次于孔子的人物。中国儒家的代表，前1000多年是孔子，后700多年是朱熹。先秦儒家以孔孟为正宗，宋代儒家以程朱为正宗，程朱加陆王，构成宋明理学的四大家。
儒家的人物那么多，论资排辈就很讲究。朱熹到底排在什么位置呢？他被排在“孔门十二哲”中的第11位。这个排位与清朝的康熙皇帝有关。
传说康熙皇帝私下里改名换姓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中了个探花，第二名，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就有这个情节。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康熙皇帝对儒学很推崇倒是真的。他在看过《朱子大全》以后，下诏将朱熹列入孔庙的“四配”之后。大家知道，孔庙里面的四配，是孔子学问最重要的四个继承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也就是孔门“四圣”，都带一个“圣”字头衔。再往后，还有十个很重要的人，称为“十哲”，子路、子贡、子夏，等等，都是当年孔子的嫡系弟子。如果按照康熙皇帝的意见，朱熹列在四配之后，那孔子的十大弟子就不好摆了。大臣李光地建议说：“朱熹尽管造诣极深，足以比肩四配，但时间相隔一千多年了，一旦把他放在孔庙的四配之后，恐怕朱熹也心有不安。”于是，康熙皇帝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朱熹置于十哲之后，凑成了十一哲。但十一是单数，不好摆，后来乾隆皇帝干脆增补一个孔子的学生有若，变成“孔门十二哲”。朱熹算是孔门十二哲里面唯一非孔子嫡传的儒者。
我们现在给朱熹的定位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我今天重点谈谈他的身世、阅历和主要贡献。
一、“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古人云：“穷学文，富学武。”意思是说读书的成本相对较低。现代人也相信：“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但是，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的人，肯定比白手起家的读书人起点要高。
前面讲到的几个宋代理学家，都有较好的家庭背景，朱熹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叫做朱松，做过建州政和县的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晚年还做过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朱松曾经请人算命，算命先生对他说：
“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朱熹出生在福建，祖籍江西婺源，今天的上饶。他生下来右眼睛边上长了7颗痣，如北斗七星，与众不同。不管怎么说，朱熹后来的影响力，确实对孔子的儒学有再造之功。
朱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他的几个好朋友照看。他们很给力，其中，刘子羽给朱熹建了一栋小别墅，刘勉之则把女儿嫁给他。一个给他起房子，一个给他找老婆，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啊。还有，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儒者身份，却对佛教情有独钟。朱熹从小接触佛教，就与他们有关，他早年认识一个叫道谦的和尚，是宋朝著名僧人大慧宗杲的徒弟。据说，朱熹当年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时，他的行李箱里空空如也，只放了一本禅宗和尚的语录，叫《大慧语录》。朱熹后来回忆说，因为禅宗的和尚说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话不说死，两头都照顾，他就学着和尚的口气，竟然得了高分。
朱熹19岁就考上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叫“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地方的州试，第二级是朝廷的省试，第三级是皇帝的殿试。殿试本来也有通不过的，但宋朝有个特殊情况。当年宋太宗在殿试的时候，以貌取人，把两个长相不好的人给淘汰了，结果那两个人投敌叛国，去了西夏国，给西夏出谋划策，北宋连吃败仗，损失惨重。宋朝以后便吸取教训，殿试环节就不淘汰了，但排名有高低。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朱熹就属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虽然名次靠后，但19岁考上进士，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宋朝319年，总共才录取了二万多进士，一次就录取几十个，最多不超过几百人。有人调侃说，殿试相当于985，省试相当于211，州试相当于普通本科，其实，这没有可比性，过去是精英教育，与今天的全民普及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二、拜李侗为师大家看到“程朱理学”这个名词，就会想到朱熹与二程有关。确实是这样，朱熹是二程的学术传人。问题是，朱熹生活在南宋，二程生活在北宋，相隔一百来年，怎么接得上呢？
其实，朱熹一开始学得很杂。千万不要以为朱熹从小立志做圣贤，就只会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四书五经。真正要做圣贤哪有那么简单。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这就叫“泛滥百家，出入佛老”，宋明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这个经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小，你就是想做圣贤也没有资格啊。我们现在分科太早，文科、理科、工科在高中阶段就想定下来，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行切割，那绝对是做学问、搞科研的大忌，格局太小，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才。
朱熹大约在24岁的时候，学问才有一个根本的转向。因为这一年，他拜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李侗。李侗是谁？杨时的第二代弟子。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人。列成一个道统传承就是这样：
“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
这样算来，朱熹成了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有意思的是，先秦的孟子也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合称“孔孟”。朱熹与二程也是隔4代，合称“程朱”。有点巧合。
你可能会纳闷：朱熹原来就有私塾老师，加上前面提到的三位刘先生，都有学问，凭什么要拜李侗为师？主要原因是朱熹前面学得太杂，没有主心骨。特别是他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太深，前面那三位刘先生就经常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儒佛道三教不分家。朱熹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大问题。他年轻时候研究过道教的神仙术，有诗为证：
“不学飞仙术，日日成丑老。空瞻王子乔，吹笙碧天杪。”
意思是，不学神仙之术，会很快变老变丑。只能羡慕王子乔那样的仙人在蓝天白云间飞过，吹着芦笙飘向远方。他也写学佛的诗：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
大意是说，闲来无事翻翻佛经，暂时远离尘世的烦恼。在空山新雨后的竹林深处，大自然的幽静更能让人体会佛教“无为法”的奇妙，身心安详而宁静。
从这些游仙诗、禅趣诗可以看出，朱熹年轻时候对佛老二教还是很向往的。这跟他后来强烈批评佛老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24岁时，做泉州同安县的主薄，心中的疑虑增多，于是“徒步数百里”，没有坐车，走了几百里路，专程来到李侗的住所，向他请教。朱熹回忆说，他在李侗面前说个不停，学富五车的样子，还说自己学过佛教。但李先生只回应道：你说那么多悬空的道理看起来高大上，一旦用到实处，就会自见分晓。大家一定要明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名师关键时候几句话点拨你，胜读十年书。
李侗提醒朱熹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真理。这非常重要。李侗明确告诉朱熹儒佛道三教的区别，朱熹经过反复思考，大约在28岁的时候，最终和佛老决裂，回归到儒学，成为与二程一样的儒家道统人物。朱熹有句名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对孔子的推崇类似于西方人对待上帝。我们不妨也来看他的一首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选入了中学课文。如果不了解朱熹的思想转变，一般人只能根据文字，理解成这样：在春天的一个良辰吉日，我来到泗水之滨，只觉得无边的美景是那么清新亮丽。谁都知道这是可爱的春风，才让大地变得万紫千红。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朱熹生活在南宋，泗水是孔子的家乡，远在北方的山东，那是敌占区，跑到泗水河边去春游，那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首诗的“泗水寻芳”只能是象征，象征儒学的春风吹遍了朱熹的世界，他在儒学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感到一切都是春光融融。当然，这只是文学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三、一个有道学性格的政治人物朱熹19岁考上进士，就有了从政的资格。他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县办公室秘书长；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军有三个县，相当于知州，这个职务周敦颐也做过。还做过漳州知府、潭州知府。潭州在湖南长沙。《宋史》朱熹传用一句话概括他一生的从政阅历：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
“仕”就是做官，“九考”就是九次考核。古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三年一考核，那相当于他做了27年的地方官。其余时间都是做有职无权的闲职。“立朝才四十日”，是说他在朝廷任职约40天。
南宋时代的政局很复杂，那个时代的官员要想有一番作为非常困难。朱熹为官多年，为民办事，政绩当然有，但让他名留青史的还是他的讲原则、重气节，“六劾贪官唐仲友”就是一段佳话。
宋孝宗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朱熹52岁，担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之职。盐茶是两浙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常平盐茶公事算是一个肥差。他的这个职务本来是当朝宰相王淮推荐的，而唐仲友的亲家却王淮。这一年，朱熹到台州视察灾情。没想到，一连接到各种反映台州知府唐仲友违法乱纪的举报。面对正义和私情，朱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了正义，决定对唐仲友的丑闻进行调查，并总结成8条违纪行为上报中央。一开始唐仲友仗着宰相王淮的撑腰，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被提拔为江西提刑，相当于江西省司法厅长。但是，朱熹一身正气，誓不罢休，前后六次向朝廷递交弹劾报告，惊动了宋孝宗。宰相王淮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皇帝奏请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之职，让他提前退休，安全着陆。朱熹当然很气愤，毅然辞职，回到了福建武夷山。
朱熹65岁的时候，还给宋宁宗皇帝当过老师，当时叫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让我们想起北宋的程颐给小皇帝当老师的情形。程颐担任那个崇政殿说书才1年多，而朱熹做这个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不过40多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理学家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本来，做帝师是人生莫大的荣光，但理学家想的是如何“格君心之非”。皇帝有错误，也要帮他纠正。朱熹奉诏入都，当时就有人提醒他，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了皇帝切忌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
“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朱熹不顾皇帝的面子，用他那套“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标准，给皇帝上政治课。批评皇帝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想而知，宋宁宗哪里受得了一位道学家如此铁面无私的训导。他的这个帝师自然是做不成了。朱熹这种道学性格为他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过了两年，韩侂（tuo）胄做宰相，权倾朝野。朱熹看不下去，上疏直言，惹怒了韩宰相。这一次终于引发“庆元党禁”。要知道宋宁宗就是韩侂胄等人扶上台的，皇帝也要听他的。朱熹遭到清算，他的学问作为“伪学”被查禁，他的许多弟子遭到流放或坐牢。还有人趁机给朱熹挖出十条罪状，称他“不忠于国”、“不敬于君”，还说他“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等。后来有人根据后面这两条罪状，演绎朱熹把两位尼姑收为小妾的绯闻，还编造他与自己的儿媳妇通奸的情节，搞道德绑架。世界上喜欢听绯闻的大有人在，像朱熹“外传”、“别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只是后人的附会，谁也没法考证。
四、“四书”因朱熹而升格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文化人，文化人往往是政府官员，像庄子那样完全拒绝做官的道家人物实属例外。学问好而从政，那是“学而优则仕”，现在称为“学者型领导”；从政之余做学问，那是“仕而优则学”，现在称为“领导型学者”。像朱熹那样的人，二者兼而有之，但他一生最大的兴趣还是做学问。他为后人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述，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朱熹的文集称为《朱文公文集》，一般人不会去翻，但有一本著作不得不提，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耗费的精力最多，他晚年虽然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且一只眼睛瞎了，还在写这本书，据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琢磨《大学》的章句。“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合称。它为什么很重要？这与儒家的“道统”有关。前面提到，唐朝的韩愈第一个提出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他认为《大学》的“修齐治平”就是对抗佛教的有力武器。李翱抬出《中庸》，认为《中庸》的心性境界足以抗衡佛老。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普遍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当然，《周易》也很受重视。经过朱熹的注释，四书的地位超过了汉唐时代的“五经”。
我们现在很多人想看四书，但不知道先看哪本。朱熹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先读《大学》，奠定人生格局，好比建房子先定个框架。接下来读《论语》，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然后读《孟子》，可以激发人的“浩然之气”。最后读《中庸》，它是孔门传授的“心法”，精深而微妙。当然，这是朱熹的意见。我们今天也可以先读《论语》和《孟子》的部分章节，因为它们比较平易近人，容易理解，《大学》、《中庸》抽象一些，不妨放在后面。
朱熹去世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为法定的教科书。元仁宗于1313年诏令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教材，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就是说，朱熹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四书集注》统治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约700年的时间。
五、朱熹哲学三题朱熹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我们今天总觉得他的思想很难懂，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人的两种心理障碍。认为朱熹说的都是对的，其实他也有说错的地方。第二，朱熹用的一些概念太模糊、晦涩，我们今天应该用现代语言转换过来。朱熹的哲学思想丰富，我给大家讲三点比较重要的。
1、“理先气后”
理是什么？我们现在说“天理不容”、“岂有此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理，主要是生活中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伦理。虽然理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但理学家的重点是伦理，而非物理。“气”是什么？气就是物质，引申为万事万物。
我们前面说过，张载重气，二程重理，朱熹吸收了两家的思想，但他倾向二程，更看重理，认为理在气先，或理在事先。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为什么说理在气先？按照朱熹的意思，一个事物不存在了，它的理还在，原则、规则还在。比如你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一开始感情好得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熄火了，你认为爱情的“理”还在吗？朱熹会说，爱情之理还在，因为“情理”与你们之间是否恋爱无关。又比如某个人的父母去世了，他不能像父母生前那样去尽孝，但“孝道”还在，你不孝，别人会孝。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中国造了一款先进的五代战机歼20，按照朱熹的说法，中国即使造不出歼20，这款飞机的原理还在。
那么，朱熹到底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你要是跟一个女孩分手了，绝对不会承认爱情之理还在，因为爱情已是过去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朱熹说“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认为即使天地都坏了，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的原则还在。实际上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跟人类具体的生活实践割裂了。但是，自然界中的物理定律就不一样，你造不出歼20，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不存在“飞行原理”，关键你能否发现这个飞行原理并用这个原理来造出各种飞机。所以说，朱熹的理在气先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有点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唯心主义”去否定它的某些合理性。
2、“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在二程那里就提出来了，但朱熹说得更明白，过去认为这是提倡宗教禁欲主义，遭到非议。朱熹的原话是：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如果单独从字面上看，谁都感到有点毛骨悚然，觉得这不是人说的话。因为只要是人，都会有*，要是把*都浇灭了，那人活着还有啥意思？看来“灭人欲”这个灭字用得太绝对了。但是，如果你结合儒家文化的背景去理解，就不会误解朱熹。
什么叫“天理”？什么叫“人欲”？《礼记·乐记》上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意思说，一个人在外部环境的诱惑下，如果不能自我节制，就会丧失本来的道德良知，穷奢极欲。这本是人之常情。过去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两朝”，人在富贵的环境中最容易忘乎所以，骄纵横蛮。孔子的学生子贡做生意赚了钱，他问孔子：“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傲，如何？”孔子回答说：“当然不错。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贵而以礼待人。”孔子说这样的话，确实很高明。
《尚书》里面记载上古时候的圣人舜曾经告诫禹，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坚守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十六个字放在今天还是座右铭，很多书法家喜欢把它送给有身份的人，以示策励。
现在再来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道心，人欲就是人心，更确切一点，天理就是人类崇高的道德原则，人欲就是失去控制的私心杂念。古今中外，节制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人性的光辉所在，任何一位道德学家都不会鼓励人去满足私欲。为什么？欲壑难填。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正常的穿衣吃饭是天理，老想着山珍海味就是人欲。找老婆是天理，嫌三妻四妾还不够是人欲。这是朱熹的原话。
有人说，中国人口味重，除了凳子以外，四只脚的都吃；除了飞机以外，两条翅膀的都吃。这叫“暴殄天物”。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据说就是人类吃蝙蝠的报应。其实，蝙蝠已经长得不像个食材，可是某些人还是要满足口腹之欲，这就是典型的灭天理，穷人欲。
3、“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朱熹曾经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这个读书方法后来被人讽刺为：
“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
批评他的这个人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他有感于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自宋朝以来，由于受到朱熹的影响，儒家培养的都是文弱书生：“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还说，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像妇女一样，缺少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娘pao”。我们今天看的有关明朝的一些电视剧，里面都是些“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组织，一个个凶巴巴的样子，跟颜元说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到底电视剧真实，还是颜元说的真实，这里就不讨论了。不过，颜元说朱熹提倡“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确实揭示了他与佛教的关系。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佛教和尚会打坐，朱熹也提倡打坐，难道这两种打坐是一样的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其实，打坐与静坐是一个意思，来源于佛教的禅定，英文叫meditation。朱熹早年热衷于佛教，他认识大慧宗杲的徒弟道谦禅师，还写过关于坐禅的诗，后来他拜李侗为师，回归儒家。此后就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刻意将他的“静坐”与佛教的“禅定”区别开来。
“静坐并非要人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
朱熹说，儒家的静坐，也就是把心收敛，以便专心读书或做事，与佛教的老僧入定绝然不同。不过，我这里要告诉大家，朱熹说坐禅入定是“断绝思虑”，这是不对的。你要是去庙里体验一下，或者问问一位法师，打坐是“断绝思虑”吗？回答肯定不是。佛教有各种禅定的方法，基本要求就是“静虑”，目的是消除烦恼，朱熹学过禅，应该明白，要么就是他故意说错。比如，他曾举了一个“主人翁惺惺着”例子：
有一个禅师，天天都唠叨同一句话：“主人翁惺惺着。”意思是，心灵的主人啊，你务必要清醒，千万别犯糊涂啊。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看住自己的主人翁，什么事都不管。有一天，这个和尚的父亲被他人欺负了，有人告诉他这个坏消息，让他赶紧想办法去救。可是，这个和尚无动于衷，一心念着他的“主人翁惺惺着”。
朱熹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告诉他的学生，佛教的坐禅入定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管”，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道德责任。但是，儒家就不同，必须时刻关注道义的要求，承担社会责任。
从朱熹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跟颜元批评的“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还是不同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禅宗的和尚毕竟是出家人，他们尽管提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但还是不能看到“事君事父，无非妙道”。宋明理学就是接过禅宗说的，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统一起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朱熹还没有完全做到把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一起来，因为他把佛教骂得一无是处，坚持要与佛教彻底决裂。本来，静坐就是用来放松心灵的，佛教的禅定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灵放松技术，是值得儒家学习的。但朱熹不敢承认他的静坐方法与佛教有关，刻意撇开，他的言论显得有点矫情。
顺便提一个细节。朱熹晚年身体不好，还研究道教的《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写了一部《周易参同契考异》，因为害怕别人笑话他，就用了一个化名，叫做“空同道人邹䜣”。实际上，道教的某些法术也是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对于养生长寿是有帮助的，但朱熹私下里做了，却又不敢公开。这也说明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一方面在“道统”上有纠结，另一方面心胸确实还不够开阔。不过，这并不影响朱熹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也说明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圣人。
好了。朱熹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他们两个人思想差距很大，曾经有过轰动一时的江西“鹅湖之辩”。我们下次就讲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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