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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还有学者，试图从“道”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天子，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周人的天下还会复兴。
然而此说一击即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此时周平王已经去世了200多年，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周朝名存实亡的局面已经证明周平王并不是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英明贤主，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而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也非事实，因为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
如此看来，隐公元年这个时间点并没有什么教化人心的特殊意义。
但此路不通，还可以换一条路来赋予《春秋》以“道”的意义。清朝人何焯在《义门读*》里便拿出了他的观点：《春秋》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害死的（桓公合谋弑隐公而自立）。
按此观点，既然《春秋》一书中记述了很多乱臣贼子无法无天之事，令他们读之如芒刺在背，那么以东周之际首位被弑*的国君隐公元年作为开篇，倒也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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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春秋》做注解的《公羊传》，也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
《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编年的最后一年里自问自答：“《春秋》何以始乎隐？”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这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
《公羊传》将《春秋》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时代，则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往前追溯到隐公时代，靠“所传闻”的口口相传，孔子还能采信一部分。但再往前，就是当时人们所不能及的了。
因此《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只不过是当时鲁国人认知历史的最远极限罢了，似乎并没有什么深意。
清代公羊学家对此专门解释道：隐公时事，当时的鲁国人虽然不及亲见，但也能得之于传闻。至于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认为文献不足，恐怕记载失实，便断自隐公。
有意思的是，明清交际的大儒顾炎武针对《公羊传》之说，提出了一个既相似又相反的观点。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大夫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鲁国人邀请他参观历代鲁国国史（当时国史不外传，藏于内室），韩宣子十分感慨，称赞鲁国不愧是周礼之邦。
顾炎武据此分析，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有专人记录在案。但周室东迁之后，天下礼崩乐坏，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乱了。孔子惧怕鲁国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
鲁国的历史档案在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不用孔子操心，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则由孔子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
由于孔子将其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在民间普及很广，所以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编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春秋》而已，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春秋》早已失传。
按照此说，《春秋》开篇始于鲁隐公，只是孔子根据鲁国档案的保留完整程度不同，采取的一种编订原则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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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到底有没有“作《春秋》”，其实是存有疑义的。以当时孔子的身份，他只是一个落魄的宋国贵族后裔，他没有资格见到藏于鲁国宫室的国史，即使后来孔子当了几天鲁国的大司寇，这一官职也是不允许打开国史的。
但由于孔子“作《春秋》”一说流传甚广，到了宋代，大儒们注重“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他们论及始隐问题，提出了如下一种新观点。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鲁国的大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被合称为“三桓”，他们与鲁庄公是亲兄弟。鲁庄公继位后，庆父、叔牙、季友三兄弟及他们的后人便成了鲁国势力最大的三家贵族，又因为三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因此得名“三桓”。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隐公的弟弟。当年，正是鲁桓公合谋参与暗*了隐公，才登上了鲁国国君之位。
到了孔子时代，要说清楚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孔子自己就曾是季氏的家臣；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按照这种观点，《春秋》的发端其实和“三桓”有关，似乎也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