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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取意甚为玄妙。
有人认为，十二在古代是一个十分高贵的数字，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就有十二纪，司马迁著《史记》也有十二本纪。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则是十三个诸侯。
可见，在传统史官眼里，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法天之数是史官的职责。
而孔子“作《春秋》”，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这种解释最省力气。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关于始隐问题是效法天数的解释。
有人讲《春秋》记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
《春秋》总共242年，这是上寿90年，中寿80年，下寿70年，三八240，所以是240年。差的两年怎么办？如果这么死较真，《春秋》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才对，但始年总不能不当不正，孔子这才往前挪了两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
如果考虑到先秦时代的古人格外讲究天数，一度谶纬流行，这两种解释倒也能够说通。
作为一部传世经典，《春秋》在群经之中特别受尊崇，历代研习《春秋》的人很多，为《春秋》作注疏的也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因此各种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见解便也多。《春秋》一开篇便疑义众多，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春秋》的独特魅力。
对于《春秋》始隐问题，上述所有解释，即便是带着能够自圆其说的证据，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而已，终究缺乏铁证。
两千年来，《春秋》始隐问题始终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就像人人心中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就像《红楼梦》有诸多学派学说一样，《春秋》开篇为何始于隐公元年，也许永远没有一个最完美的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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