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政府同时的，还有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在抗战以前，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一再转移，先是上海，后是瑞金，长征之后又变成了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首都从重庆迁回了南京。于是*开始考虑，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迁往别处。
1945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延安的地位。他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重要了、
此时*一直考虑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沟通上的方便，他一度决定将首府定在苏中根据地的淮阴。淮阴距离南京很近，而且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不仅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被誉为全中华民主建设的楷模。
*曾说：“南京太热了，不太适应。而淮阴正好，乘一艘船就能去南京办公。”
中共中央属意于淮阴后，苏皖边区政府立即行动了起来，派人到当地进行考察和选址，腾出房屋，为党中央南迁做准备。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便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至于南迁淮阴，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解放战争进入了1948年，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解放军已经转入了反攻，解放了大片区域。其中东北的局势尤其好，我军已经解放了东北97%的领土，控制了90%以上的人口。
因此*一度设想将首都定在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共产党最早掌握的大城市，从未沦入国民党之手。此地工业门类齐全，拥有较为发达的轻重工业，而且临近苏联，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而且哈尔滨所在东北，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和*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然而变化赶不上形势，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认为不必再偏居哈尔滨。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武汉等城市纷纷在*面前浮现。以前是建都的地址有限，现在却选不过来，真是幸福的烦恼。
1948 年 11 月 8 日，*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指出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率华北局机关先行开赴入城，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打前站。这次谈话，*显然已经有了定都北平的打算。
然而*熟读历史，不可能不知建都北京的弊端。而且相比于北京，*似乎更喜欢武汉。从1918年至1974年，*亲临武汉多达40余次，其中两次长留武汉。
*是湖南人，但湖南和湖北同属于楚地，两者是不分家的。无论是衣食住行，武汉都让*非常满意。
自近代以来，位于天下之中，水路四通八达的武汉就是商业和工业重镇。民国时期，武汉更是一座直辖市。况且武汉从未做过任何一个王朝的首都，若建都于此，正好能凸显新中国之“新”。除了武汉之外，洛阳、开封、西安、成都、南京等地也在备选的范围之内。
就在*仍然心存疑虑之时，王稼祥的到来为他定都北京打了一针强心剂。当时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王稼祥和*可谓是老战友了。王稼祥原本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在苏联游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度曾支持过王明的“左倾路线”。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王稼祥逐渐认识到，*的路线才是正确的。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和张闻天一直与*共同行动。经过一路的交谈，王稼祥终于被*说服。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和张闻天率先发难，打响了反王明、博古、李德路线的第一炮，最终成功确立了*对党和军队的绝对领导。
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的到来，让*十分高兴。短暂的寒暄后，*便问出了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新中国到底应该定都在哪。*说：
“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政府应该定都何处？历史上，历代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京。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