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陈时的徐陵和庾信开始，逐渐开始大量使用这种“四六”的写作方法，至唐，成为惯例。
徐陵《玉台新咏序》：“楚王宫内，无不推其细腰；魏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
庾信《哀江南赋》：“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
然而，以“四六文”表述“骈文”，只可看做是“泛称”。
六朝以前，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又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宋人，喜用三句以上长联，等等。
其实，“骈文”中七言对仍然很多。著名的如：“请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三言五言，八言九言则较少见。
无论如何，“骈文”，将“语句对仗”，发展到了极至，且又不限于“四六文”。
“骈文”必须大量用典，这是“硬性”要求。
“用典”，就是使用古代传说、神话、成语、谚语、经传名言等等，浓缩后用于骈文句中。
王勃《滕王阁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请缨”“弱冠”“投笔”“长风”都是用典。“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鲤对”“龙门”也是用典。
“骈文”用典，讲究“正用”“反用”“翻用”“借用”“暗用”“对用”等一些列方法，需要“提炼”“剪裁”“典雅”等等技巧。
“骈文”在韵律方面有自己的特征。
第一，某些骈文，如序记、章表、论说等，可不用韵；除此之外的，一般用韵，但用韵的要求不严，比如可以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一韵，均可。
杜牧的《阿房宫赋》，实际是骈文。其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押韵比较随意。
第二，在平仄上，要求平行之对须平仄相异；上下句须平仄相间。
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宁知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骈文”，刻意追求辞藻华丽。
如，“雹碎春红，霜凋夏绿”；“幽岫含云，深溪蓄翠”；“电透箭疾，坻飞陇复”；“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似墨翟之悲泪，如杨朱之恸哭”，等等，不一而足。
对此，文学史学者们，几乎没有异议。
汉灵帝，治国极差，对文化反而兴致奇高。他开立“鸿都门学”，收揽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画家等等，各展其能。“骈文”遂应运而生。
但其真正成势，尚在魏晋，主要靠曹丕曹植二兄弟推泼助澜。这二人，文化修养极好，且地位又高，尽可肆意发挥。于是，上行下效，写、用骈文，一时成为风气。
西晋的陆机，被认为是骈文巨擘。当时的刘琨，亦很有影响。这二人都是很有文化的贵族。所以，从一开始，“骈文”便具有贵族文化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