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多能激发灵感的火花，斗争是前行的根本动力。不论古今中外，思想、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是一件利大于弊的积极现象。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儒家与道家的斗争是漫长而深远的，二者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此起彼伏、你来我往，时而尖锐，时而隐伏；时而你死我活，时而又互相合作。
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却没有经历如此这般的“缠绵”，就如同高手决斗一样，一招分胜负、刹那决存亡。
儒家的“至圣”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终其一生奔波列国、游说诸侯，推广他的儒家思想和治国方略，但大家均是表面上欢欣喜悦，但没有人愿意坚定奉行和落实。
“亚圣”孟子也是如此。孟子在思想上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似乎在个人际遇和学术命运上也继承了孔子。尽管他呕心沥血，但始终没有能让儒家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绽放光芒。
但法家就不同了，法家一出手，便能立即实现压倒性的胜利。自从商鞅、李斯、韩非三个法家的开山鼻祖级的人物先后进入秦国，就很快让秦国的统治者“一见倾心、再见钟情、三见刻骨”，立即就站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
特别富有意趣的是，让法家“头角峥嵘、锋芒毕露”的李斯和韩非两个人，都是儒家的又一个圣贤荀子的学生。这是不是就等于说，是儒家孕育出法家，是儒家的圣贤培养出了自己敌手，而且是一个很难缠的敌手。“儒法争霸”是漫长而惨烈的。
秦国因为奉行法家思想在众多诸侯国之中迅速崛起，因为贯彻法家思想而灭六国、统疆土。秦灭汉兴之后，从表面上看道家的黄老之学曾经居于治国思想的主位，但削减秦国严法苛政的汉王朝并没有彻底放弃法家的思想和手段，汉初治国思想的完整内容依然是“黄老刑名”之学，是道家与法家思想的合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思想第一次上升为一个帝国、一个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此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尽管曾经出现过道家思想的短期“复辟”（例如唐代），但从主流上说，儒家依然占据着“天字一号”的宝座。
尽管中国人最为理想的价值结构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但“儒为表、道为里、法为骨”的特征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而且是始终伴随封建统治的漫长历程的。不管当时的朝廷有没有明文确定儒家的思想地位，但儒家思想只是统治者用来教化百姓的，而统治者自己奉行的却是法家。
作为这种说法证据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商君书》，被后世的历代朝廷视为禁书，民间的百姓是不允许学习传播的。但这本书并没有因此而失传，因为这本书是许多朝代皇子特别是被立为太子的人的必学科目。
如果在武侠世界，《商君书》似乎就可以归类为蕴藏神秘、凌厉、强悍力量的“葵花宝典”，而且是真正的“大内秘传”、“皇家独有”。太子是一个王朝的储君，是未来的统治者，唯有太子才有资格“修习”这些厉害的治国、治下、驭民的本领。
所以，法家的从商鞅、李斯、韩非在秦国的胜利开始，就奠定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虽然有时候并没有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但那种“幕后操纵者”所拥有的隐然但强悍、黯淡但无法撼动的力量，比那些显性的、光彩的力量更加令人畏惧。
按说，儒家是始终如一地主张慈爱、仁德、忠孝的，其个人修养、治理手段也是柔和、善意，以激发、彰显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的为目的的，即便它所构筑的人类未来蓝图，也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这样的主张、目的、方法应该更得人心、更受欢迎。
而法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给人一种阴险、冷酷、无情的印象，背弃人性、主张刑*，在社会管理思想上轻教育感化而重惩戒*伐。面对这样的思想人们是应该逃避、厌弃的才对啊。但事实恰如前文所说的，法家一旦登场，就在整个封建王朝统治的世界里阴魂不散、如蛆附骨。
善斗不过恶、优斗不过劣。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一切都违背常规、颠覆常理、违反人性，但事实上，这样的结果乃至一切都是符合人性乃至社会规律的。这得从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征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