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姬姓，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古代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游历于各路诸侯，阐述其政治主张。但终究无法实现其治国理政的一腔夙愿。晚年退而著书立说，传世《孟子》七篇。
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认为只有得到人民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那些残害百姓的国君，人人可以诛之。借用孔子之言“苛政猛于虎”，鼓励人民起来勇敢反抗。周武王伐纣，他评价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尽管他同情人劳动人民、谴责暴君，但又宣扬阶级成份、阶级划分论，强调人的不平等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下层的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的劳动力，他们负有创造财富的责任，应该老老实实服从“劳心者”宗贵阶层的管理统治，为他们奉献力量、奉献财富。实质在为不劳而获者所谓的“劳心者治人”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摇旗呐喊、竭力辩护。
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学道统，积极承担治世责任。“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推崇赞扬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等人的贤明风范，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王者。“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商汤到周文王，时间跨度超过500年，周文王到孔子，时间跨度在500年，一代宗师的孔子，当然也是王者。“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从孔子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百有余年，离圣人横空出世的时间将为时不远了。总结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经验逻辑，而自己无疑要承担匡扶济世、治平天下的责任。“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他是“心性”论的思想大师，积极推行仁义修身、仁义之国。人之所以异于动物，先天本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倘若没有这“四心”，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四心”是儒家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的发端，是人本性的自然流露，而并非任意强加，实属内心自我发育成长的结果。“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心性”论的确立，为仁义之道提供了理论根基。认为国家必须实行“仁政”、推行“王道”。首先要“制民恒产”。每家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具备起码的生产生活资料，这是推行仁政的物质基础和首要保障。其次要“勿夺农时”。保证百姓的劳动时间，顺应自然规律、生产规律，不要过多干预，耽误他们的生产劳动。再次要“省刑罚，薄税敛”。厚植宽松的物质生活环境，不增加百姓的心身负担、经济负担。他倡导人人“孝悌忠信”。戮力构建尊重人、礼让人的忠实守信的社会形态。
以“仁义礼智信”为思想前提，推导出“养气”学说。弟子公孙丑问孟子有何长处？孟子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的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侠义之气。有了浩然之气，就可以大义凛然。如同《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够身正不怕影子斜，抵御住外界的一切诱惑，不惧怕任何威胁，做到处变不惊、镇定自若。
提出“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的系统观，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他精辟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的次序递进关系、辩证辅佐关系，互相缺一不可。万事万物的成败关键就在于人，而人的关键在于得“道”。只要站在正义、仁义的立场，就会赢得广泛的同情支持与帮助。如果背弃道义与仁义，必然陷于孤立无援，成为孤家寡人，人人会群起而攻之。这其实把“内圣”思想外推到“王道”方面。认为只要凝聚仁义人气，“为王为侯”就会“得道多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