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人品、人格不谈，郭沫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他在文学、历史、考古、书法、甲骨文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单单就文学这一方面来看，沈从文曾这样说过："郭沫若对翻译、诗、小说、散文、戏曲，皆能玩其一角，而且玩的不坏。"再看文人才子百舸争流的五四时代，郭沫若是怎样一个存在呢？当时的出版业并不发达，他人用全副精神写作的东西，往往不受欢迎，而郭沫若粗率的写《我的幼年》、《创造十年》，动辄销行数万册。考古学者整月穷年才能发数篇心得，而郭沫若却短时间内写出了一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且声称要和胡适、顾劼刚一教高下，结果在社会上风靡一时。整个五四文坛，可以这样说，女学生熟悉冰心，男学生熟悉的就是郭沫若了。
郭沫若曾这样形容自己和文学的夙分："我觉得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要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明我的存在。"他要借文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事实证明，他的确做到了。他有着敏锐的文化嗅觉，始终保持着文化先锋者的姿态，在文化的风口浪尖上屹立不倒。他的作品激进、新鲜、充满活力、生命力，透着一股中华民族特有的不服输的力量和洋溢奔腾的热情。郭沫若曾说他自己的作品中有一种叛逆的精神在。笔者了解到，郭沫若出生时是脚先落地，那这或许就是他成为叛逆者的第一步吧。
郭沫若之所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是因为他创造了三座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古人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郭沫若在"立言"方面可以说是垂范后世的。
第一座高峰当之无愧是新诗。1919年至1920年间，郭沫若连续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系列新诗，迎来了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爆发期。1921年，《女神》的发表，奠定了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和基础。闻一多说："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不仅艺术上是新的，而且精神上完全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文联主席周扬也说："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是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
第二座高峰是历史剧。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三部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后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迎来了历史剧创作的成熟期，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郭沫若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并且提出"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这不仅引起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而且真的化文学为武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艺术价值和社会功用完美结合。尤其是《屈原》，至今仍是人们讨论热点。周务耕甚至把《屈原》提到了与世界名剧并肩的地位："考证上的正确与精深，笔力上的博大与浑融，感情的丰富、激越，如崩山倒海的气势，真可推为千古不朽的名著，置之世界名著如荷马《伊里亚特》与《奥地赛》，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亦毫无逊色。"
第三座高峰是史学研究。郭沫若自己的史学高峰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1928年后留居日本的十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多种甲骨文金文研究著作；第二个高峰期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撰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一系列历史著作；第三个高峰期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奴隶制时代》和《管子集校》。当时人们把郭沫若（字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合称为"四堂"。郭沫若史学起步晚，尤其是甲骨文研究，但他却做到了后来居上，成为了"甲骨文研究第四个十年的代表"。就连一向严苛的鲁迅先生都说："郭沫若有伟大的发现，他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而郭沫若的确授之以渔，他在史学上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