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封怀
1936年，陈封怀学成归国，他放弃了留在大城市获得优厚待遇的机会，毅然回到阔别两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为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
然而正当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建设蓬勃开展的时候，日本侵略军逼近了江西九江，植物园即将遭到毁灭性的冲击，庐山周围炮声隆隆，憾不动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陈封怀，在工人几番劝说下，陈封怀方含泪离开。
1946年，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陈封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回到庐山，一眼看去，满目疮痍，断瓦残垣，曾经辛辛苦苦培育的珍贵植物损失殆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陈封怀毅然挑起了重建植物园的重担：没有房屋，就和职工一起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没有粮食，就将吃的大米一步一步背上山，没有蔬菜，自己动手种马铃薯和萝卜，条件虽苦，但陈封怀没有逃避艰苦和设法迁往大城市，而是与职工一道，毫无怨言。
非但如此，他还四处筹集资金，恢复和发展植物园；又将自己兼任中正大学教授的工资贴补职工生活，维持植物园支出。此时的陈封怀不仅要与艰难困苦的条件作斗争，还要与破坏植物园的行为进行斗争。
陈封怀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自己和宋美龄的居所庐山别墅——美庐，底下的官员为讨好蒋介石、宋美龄，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
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那几个挖红枫的人见陈封怀坚定不屈，只好讪讪而退。为这件事，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王陵基特意“宴请”陈封怀，要他“割爱”，当时的庐山管理局局长为此威逼陈封怀，而他都丝毫不为所动。
还有一次，在解放庐山前夕，国民党军队的散兵在庐山大肆抢劫，并装作土匪绑架了陈封怀，要勒索钱财，幸而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庐山，陈封怀才得以获救，也使中国当时惟一的植物园保存下来。
陈封怀不但对植物园事事亲力亲为，更积极钻研报春花科植物。单发表的植物研究论文就不下20篇，又主编了多本植物学书籍，单单《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手册》一书就记载了1250余种栽培植物，此外，他还参与设计杭州植物园；主持建立南京中山植物园；领导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的建园工作......
爱国之心一片赤诚，不为权贵摧眉折腰，呕心沥血成就著述，陈封怀一身坦荡，将家族传统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3、三百年来 唯一人
德厚流光陈寅恪
“陈门五杰”享誉中华，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陈寅恪。
得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两代人的文学积淀，得长兄陈师曾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陈寅恪厚积薄发，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我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曾这样评价陈寅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我国著名古典研究专家傅斯年这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
1925年，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四位导师，前三位学者无一不是文坛翘楚：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才学过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最后一位让人大跌眼镜，无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他教得了我们吗？”梁启超笑笑，一语惊诧旁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终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没多久，他就成了轰动清华的人物。
据学生讲：
“陈先生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
“陈先生讲课时七八种语言信手拈来。”
“陈先生讲历史，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没错，这就是博古通今，学问精深的陈寅恪，他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
“四不讲：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若是陈寅恪胸无点墨，何来这般霸气冲天之说？他是做老师的一座高峰，“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的学生中多得是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陈寅恪
后来凡是陈寅恪的课，皆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也来听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每当陈寅恪讲《中国哲学史》，在教室的角落里总能看到哲学专家冯友兰的身影。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可以向陈寅恪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的声誉，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又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学识过人，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盛名之下，陈寅恪始终朴素厚实，谦和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他气度不凡，威望服众。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出了一篇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结果“对对子”这一题，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其余答“祖冲之”，“王引之”之类也尚可成对，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
陈寅恪有理有据地提出四条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这番解释一经发表，“对对子风波”即告平息，陈寅恪的威望可见一斑。
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掌握和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法语，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等20多种语言。
他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主张在“在史中求识”，“诗史互证”，研究涉及到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等。
不幸的是，陈寅恪患上目疾，医生最后下了一份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双目失明对于一个执笔之人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而陈寅恪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助手帮助，写成了80余万言的《柳如是传》，步步卓绝，字字啼血！而这些文字在当时绝不可能出版，明知道出版无期，他依然坚持完成，一如他留学期只要学问，不要学位那般天高云淡的风范。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