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从纳入文学审美领域之日起，它的繁华诱惑背后的自由与孤独即纠葛不已，引起大众尤其是作家的关注与思考。城市可以作为宏大叙事的场景，上演天地有劫、沧桑巨变的正剧；可以作为乡村情结的言说背景的转换，讲述城市里的宗法、家族及民居的乡村血脉；也可以作为另类写作的光怪陆离的据点。各人自有心中的城市景观。拨开它喧嚣的表象，其生活的真实性可靠吗?是什么维系城市生活的梦幻轮转? 如同女性主义者用心重塑“新妇女历史”，王安忆的《长恨歌》也致力于还原一种原初生态的城市景观，复苏极易被遗忘或忽略的妇女心灵史。
王安忆一直试图探寻城市生活的真实性，找到人在城市里最基本最有民间稳定性的因素。《长恨歌》是她在心灵世界探索的一个阶段，它—方面继续回避现实世界的主流政治文化的纷扰，一方面淡化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世界。它更多地呈现一种普泛的世俗情怀和民间视角，让自己和读者一同在王琦瑶素淡的色彩中，洇染城市里绰约的昔日情怀，从而略感其民间的自然生态。对民间生活的关注，自古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时隐时现；对民间社会中女人群体的关注也如此。从《诗经》到南北朝吴声西曲，再到明清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金瓶梅》无不充盈着民间女子的悲欢笑泪。青楼市井、画船里弄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因素。至于现当代小说重寻民间价值，无非是想找到一种叙事的历史依据和传统的民间文化精神，以此来亲和民间、弱化文学的工具意识。沈从文、汪曾祺、莫言、张炜、李锐、余华等都在这方面下功夫，并且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王安忆也极力触摸民间这块土地，不过，她的民间视角不同他人。小说《长恨歌》从城市民间妇女的角度出发，观察女子纷纭而单调的审美文化空间。用基尔达·勒奈来说，妇女由文化所决定，在心理上已经内在化的边缘地位使她们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于男人们，因此把妇女写进历史，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定义本身需要有所改变。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思·劳德·牛顿引述勒奈的话之后，在《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中说，“新妇女历史”开始与社会历史携手改变“历史”，使下述因素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即再现角色的规定、观念、价值、心理以及主体性的构造。《长恨歌》暗合了“新妇女历史”的构造原则，这正是王安忆与现当代男性作家的相异之处。
从标题上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两者之间有没有主观上某种对应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对比古今两个同题文本，隐约可见某种历史的反讽意味。白居易的《长恨歌》主旨虽有多种观点，但是最起码是在正统的历史叙述语境中，显露一段非比寻常的爱情故事，进而阐释一种胸臆。王安忆的《长恨歌》则以一个女人和多个男人的情感迁移，搭建故事的结构框架，至于其情感意义则再平常不过了。从王琦瑶的情感经历上，看不出传统的诸如借人物悲欢叙写历史兴亡之感的意义。小说将人物的悲欢平静化甚至故意隐去，将40年历史变迁中的政治叙事消解。在这之前，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出现过伤痕、改革、反思、寻根、新写实等思潮。这些思潮影响下的作品，绝大多数自持精英立场，高举精神救赎的大旗。王安忆本人也有过类似的作品，如《小鲍庄》。但很快在《叔叔的故事》中颠覆，转向民间世界，以超然物外的姿态观察和思索城市生活的历史。
白居易《长恨歌》里的经典爱情在王安忆笔下稀释成哀而不伤的怀旧气氛。读完《长恨歌》，平民化的历史感自然产生，泛政治化的历史感则渐次消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民间视角下的上海春秋。即便是主流政治喧声沸腾、江山易主的紧要处，小说也无动于衷，轻描淡写一番，只将它视作小说叙事脉络的提示。这似乎不经意间透露新历史主义的影子。正如李欧梵所言：“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个集体家庭的回忆，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国家、民族的大叙事。”小说以王琦瑶为中心，辐射周边的芸芸凡夫俗女，重温上海的旧梦与新梦，实现普通市民阶层的民间梦幻。王安忆的新诗学有一条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长恨歌》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宣言。作者放弃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代之以类型人物来反映世界，以类型环境来布置人物活动的舞台。如开篇关于弄堂闺阁的描绘与议论，只不过以自然手法从各个角度、各种感官出发，如实地再现出来，借以体现一种自然的原生态，仿佛城市仅仅是市民演绎日常杂碎生活的场景。我们丝毫看不出这些景物有着某种勾连重大社会意义的企图，正如叙述者在文本中对弄堂的评议：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在这城市的街道灯光辉煌的时候，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
上海的弄堂形形种种，声色各异。小说不惜繁复之笔。皴染弄堂，提供一片城市里的原始森林，让笔下的小姐和先生们自由来去，体验城市繁华烟云迷漫中的边缘生活。初略一看，小说的环境设置颇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不惜重笔描绘巴黎盛景，特别是其无与伦比的建筑风格。通过描摹巴黎建筑特色，渗透自己的创作主张：现实主义氛围中缭绕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在美学对照原则下凸现人物性格的风云变幻。《长恨歌》里的弄堂、闺阁、片厂、邬桥、爱丽丝公寓、平安里都是旧时代的建筑类型，它们历经风雨，冷看世间云卷云舒，固守着自己的民间特色。它们是上海市民梦幻人生的集散地，却并不像《巴黎圣母院》中的巴黎建筑样潜藏特殊的政治文化意蕴。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体现王安忆的诗学原则：不要特殊环境。
在这样旧时代气息弥漫的环境里，小说以细节生活呈示一个城市的精神，而担当主角的是女性。作品里的男性都是作为普通市民的一个，而非社会分析派小说里的男性样，担纲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变化。李主任是王琦瑶第一位情人，也是政治身份色彩最浓的一个。但小说抛开他的这一身份，侧重写他作为王琦瑶眼中的情人身份。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人物，至于他如何左右时局，在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小说几乎未明提，也不加褒贬。那位导演的共产党身份，也显得平民化，读者无从知道他作为地下共产党员的传奇色彩。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较量，并未去着墨，文中只以人物结局暗示时局的转变：“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罹难名单上有位叫张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李主任的化名。”这句话结束了工琦瑶光荣的梦想时代，开启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的时代。时序更替的外部轰鸣，依旧很难波及这一类型的市民。小说里的男女闪烁在王琦瑶的闺房里，享受着麻将与瓜子，消磨着沉闷的午后和白炽灯下的夜晚，聊着街头的风景和里弄的传闻。这里没有操着革命话语的权威者，也没人向往革命热情笼罩下的政治生活。甚至连投身主流政治的蒋丽莉内心深处依然俗情不泯，她对生活边缘的程先生至死情有独钟。可见，只有民间的俗世情缘才最为让人难以释怀。《长恨歌》放弃变幻莫测的男性城市，预设了一个相对稳定而且绵长的女性城市。它褪尽了金戈铁马的剧情，留下的是依稀昨日之歌，岁月蹉跎却总是有迹可寻。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小姐，有过被誉为“沪上淑媛”的辉煌时刻，但她实在不算典型。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解释，典型人物体现着艺术的真实．使文本整体上闪耀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和必然趋势。她最多代表上海女性的一类，似乎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她的存在意义在于不断地复活民间性城市记忆。世事沧桑，纵有万种风情，总被雨打风吹去。城市里的生活也就像流行的服饰，轮番上阵，几度沉浮。对于时尚，王琦瑶已有多年的经验。她知道，这些过时的样式，再过些时候又变成新样式。她知道再怎么千变万化，穿衣总是一个领两个袖，你能变出两个领三个袖吗?总之，样式就是那么几种，依次担纲时尚而已。这就是时尚的规律，是根据循环论的法则。她总是觉着时间循环的周期过长了，纵然有心等，年纪却不能等了。这样一位小姐只不过像流行的服饰，可以穿在任何一位城市民间闺房的小姐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