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也不例外。宿命的意味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增加了小说对历史前进论的怀疑，保持了民间对生活的惯常看法；另一方面，距离现代城市文明太远，无疑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性，有点架空生活土壤的倾向，也自然使小说的民间视角抽象化。然而，比起张爱玲，王安忆还是能够认识到：“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无术分身，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两种现实谈何容易。有时候，我有一种将自己掏空的感觉，我在一种现实中培养积蓄的情感浇铸了这一种现实，在那一种现实里，我便空空荡荡。”（《乘火车去旅行》）因此，小说让王琦瑶的生活从头至尾都似一幕轰轰烈烈上演的剧目，五彩缤纷放过后依旧归于沉寂，开幕与落幕总是让人瞧着酸楚。虽然有着宿命意识，却仍然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更加贴近百姓真实愿望，成为大众身边现实生活的—个范例。从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探索出发，王安忆渐渐走向生活的真实空间。
从一种现实转入另一种现实，是需要过渡的。《长恨歌》当属过渡性的小说作品。至于稍后出版的《富萍》则更注重日常生活的描绘。尽管它仍然存留着以往的诸多痕迹，却是王安忆对自己的又一次否定与超越。城市民间曾被主流政治话语阉割，游离于本义之外。作品的民间人物被赋予鲜明的社会政治身份，以表现某种社会观念。它也曾走向另一个极端，叙事与商业时代文化经营方式链接，不做生存意义的追寻。《长恨歌》却把握住“民间”的真义，找到知识分子责任意识和民间精神的契合点：民间的那种自由自在、散漫而富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透视中国文学史，我们感觉到，流传至今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在承担知识分子人文传统固守的责任和使命。至于俗世的情缘，一般来说多遭冷遇。前些年有些学者提出庙堂文学、广场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分野，无疑为我们更宏观地整合中国文学史及梳理文学史观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所谓民间文化形态、民间理想主义、无名和潜在的处于底层边缘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挖掘这个有着独特文化意蕴的公共空间。然而，如果这样去理解《长恨歌》的民间性，那么从中映射出来的城市景观可能仍然不是王安忆心中所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解读《长恨歌》里构造出来的“新妇女历史”景观，这些景观“并不只是某种已经远去的过去的一种证据，而是一种记忆的持续，它可以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其表达的内容向理解者和解释者直接地表达出来”（李建盛《文学诠释学》）。毫无疑问，王琦瑶在上海弄堂的生活，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记忆和持续，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所谓历史面貌的一个侧影。至于小说的意义，归结起来可以说，阅读小说《长恨歌》，就是在重新理解和解释这种生活记忆。 （望沪上写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