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Jan Morris）：非虚构文学经典
1926.10.2 - 2020.11.20
简·莫里斯，于1926年生于英国克利夫登，寄宿学校毕业后，到第九皇家骑兵团服役，在巴勒斯坦担任情报员。退役后，莫里斯进入牛津大学，后成为记者，任职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等媒体。莫里森的报道涉及首登珠峰、审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等。
1964年到1972年，莫里斯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为女，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转变成简·莫里斯，她服用了大约12000片女性激素。莫里斯写道，“我即将改变自己的形象、我在同龄人中的地位、我会唤起的反应、我的名声、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情感，可能还有我的能力。”莫里斯将自己对性别的挣扎比作“一个难题”（the conundrum thing），一个令她困惑很久的难题。在《她他》（Conundrum），她写道，“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我真该是一个女孩。那一刻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我生平最早的记忆。我坐在母亲的钢琴下，她的琴声像瀑布一样落在我周围，像洞穴一样围住了我。”她把自己描绘成爱丽儿（Ariel），一个追求“非男非女的更高理想”的寓言人物。如果不存在手术安全的问题，她毫不怀疑自己会“拿起一把刀，毫不畏惧，毫不犹豫地亲自动手”。
莫里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天堂的命令》（Heaven’s Command）、《永别了，小号》（Farewell the Trumpets）。在答《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莫里斯提及了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激怒”（infurling），德日进认为历史借助一种自我反省，正在缓慢地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莫里斯回忆起在加拿大读报的一篇文章，它是1902年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其中讲到，帝国是爱的代言人，这启发了莫里斯，她开始认为，在所有复杂的情感中，爱是唯一的通行的线索。“好的东西比坏的东西更富有弹性，”莫里斯回应道。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暧昧之处，帝国主义是旧的传统，但它也有产生新的救赎和团结。
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这本合集的序言中，莫里斯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变得更加宽容、和善，比他们在二战之前更加慷慨。不论漫游何处，我很少感到受威胁，也几乎从未被打劫。我们仍然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想—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我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尔·德·夏尔丹的理论：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所有的物种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后帝国主义的记录者
1931.10.19 - 2020.12.12
约翰·勒卡雷，本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于1931年生于多塞特郡的普尔，他不信任英国的公立学校制度，随后到瑞士的伯恩大学学习。1950年，他加入同盟国的军队，在奥地利担任德国审讯员，审讯哪些穿过铁幕的人。1952年，他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学习，并未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British Security Service，MI5）工作，监视极左组织。在随后的十几年，他一边在各大学校教书，一边做外交官，一边从事情报工作，直到1964年，克格勃揭幕了他的身份。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目睹了喷气式飞机、原子弹、计算机的诞生，和英国机构的消亡。”勒卡雷在《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一书中写道。
勒卡雷的主要作品有，《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史迈利三部曲》（The Karla Trilogy）（《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等。在勒卡雷的作品中，英国的情报行动是黑白并非分明的污秽之地，对错难以判断，即使目的明确，也难以证明手段的正当。勒卡雷笔下的间谍是幻想破灭的孤独之辈，因为预算灾难、官僚权力和政客们的阴谋诡计而在外面铤而走险。其中的佼佼者是勒卡雷最伟大的创造——身材臃肿、衣着品味不佳、郁郁寡欢、聪明而无情的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一个反詹姆斯·邦德的人物。
传统的英国间谍小说表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绅士不善言辞的至高无上”的幻想。这一流派随着大英帝国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其中涉及有斯蒂文森的男孩的冒险生活、吉卜林的《金》（Kim）、约翰·布坎（John Buchan）的《三十步》（The Thirty‐Nine Steps）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表面上冷静而反英雄主义的《阿什登：或者英国特工》（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埃里克 · 安布勒（Eric Ambler）的《里奥斯的棺材》（A Coffin for Dimitrios） 、伊恩 · 弗莱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对帝国主义的重塑、伦·迪顿（Len Deighton）的《弗雷德里克·福塞斯》（The Iperess File）、《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勒卡雷则实践了另一种法则，世界的破碎、政治的绞*、道德的灰暗，它通过复原狄更斯的现实描写，呼应了冷战世界的危机，通过对肮脏网络的揭示，勒卡雷唤起了公民对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自豪和期待。
在他的作品中，英国情报机构，也就是MI6，被称为“马戏团”（Circus），里面的特工被称为“乔”，涉及性诱的行动被称为“蜂蜜陷阱”，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被称为“鼹鼠”，这个用法现在被广为使用，即使不是他的发明，至少也是由他普及。这些说法，被真正的英国间谍用来描述他们的工作，就像黑手党把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语言吸收到他们的神话中一样。“与托尔金、伍德豪斯、钱德勒甚至简·奥斯丁的小说一样，这个封闭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评论家博伊德·汤金（Boyd Tonkin）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写道。“通过英国的‘马戏团’及其苏联同行，勒卡雷建立了一个人性的实验室；一个可以将心与灵与生俱来的脆弱摧毁的测试轨道。”
“就主题来说，勒卡雷作品真正的主题并非间谍活动，”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9年在《纽约客》上写道。“而是人际关系无穷尽的欺骗迷宫：背叛是一种爱，谎言是一种真实，善者服务于恶，恶者服务于善。”“它以其独有的方式标志着两个时代的边界：一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爱国主义时代，对政府和西方道德观信任的时代，另一个是疑心重重、阴谋论、怀疑政府的时代，道德沦丧的时代，”史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在《名利场》杂志写道。就像勒卡雷的许多书那样，《柏林谍影》被拍成电影，由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饰演利马斯（Leamas）。
在答《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勒卡雷说明了自己的写作习惯。勒卡雷手写，妻子则负责把所有东西打印出来，他像一个修道士一样工作，晚上喝酒，并带着好的想法入睡，四点半或者五点开始阅读，下午散步，谈后边喝威士忌边看妻子打出来的字。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