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报纸上的插画，骑车的西方人已经不少
1866年，《上海新报》报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这是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实证，也是“自行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此外，还有“自转车”、“单车”、“洋车”、“脚踏车”、“钢丝车”等称呼，一般老百姓则惊异于自行车实现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称之为“洋马”、“洋驴”、“铁马”等。
总之，这个奇怪的物件来到中国后，经历了由洋人向中国富人、官僚，再向老百姓的传播链，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且实用的工具。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三位英国人弗雷泽（Jhon Foster Fraser）、伦恩（Edward Lunn）和罗威（F.H.Lowe）搞了一次环球骑行，到达上海时，在沪西方人蜂拥骑车而出，“由泥城外至英界大马路赴浦，脚踏车之随其后者，多至数百辆”，场面颇为壮观”。
还是在1897年，上海商人诸同生在上海南京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专营自行车及配件。这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车企业，而且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往后的历史中，它还会涅槃，成为大名鼎鼎的“凤凰”自行车。
自行车同时也传进了大清皇宫，光绪皇帝曾经尝试过骑车，因为太过费力，辫子容易被搅进车轮而作罢。但退位的溥仪可是玩得很溜，为了在宫里无障碍骑行，下令把故宫的门槛都给锯了——大清已经亡了，还不兴我自嗨个痛快啊。
不过，同昌车行等早期中国自行车企业一开始只算是“经销商”，直接进口国外产品销售，后来发展到进口散件组装。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因为中国工业基础孱弱，始终没有能够有一辆真正的国产自行车。
要说造不出坦克飞机大炮也就算了，居然连最简单的自行车也造不出来？其实，简单的东西，一样考验工业能力，就像抗战时中国连最简单的兵器——刺刀，也解决不了一样，造不了自行车也很正常。
▲民国邮政部门的电报传递员
民族企业家邵之深在1950年回忆：“讲到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惟期间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
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高度依赖进口，所以自行车成了只是比汽车普及度高一点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只有富裕人家、上层人士和军政部门有财力采购和使用。当然，那时普遍的道路状况（多数路面未硬化）也不支持自行车大规模使用，否则就等着大量爆胎吧。
在接下来的抗战时期，日本由于工业基础好，自行车这种价廉物美的交通工具就成了日军的战争工具，在马来半岛骑着自行车一举将英军击溃。同时，自行车也成为日本在经济上进行侵略的工具——1940年，日本商人小岛和三郎在上海唐山路开办了“昌和制作所”，生产“铁锚”牌自行车，年产三千辆，被称之为“鬼子车”。
▲你有蒸汽机车，我有自行神功……
在许多抗日神剧中，同样出现了中国军民骑着自行车痛击鬼子的场面，但实际上自行车可能是比枪还要难搞的稀罕物件。成建制使用自行车的部队，只有两支。一个是宋哲元29军的自行车队，一人一车一冲锋枪，勉强实现“高机动” “密集火力”。另外一个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组建的快速自行车队，在当时可算是“高科技”部队了。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将军因高度近视不便骑马，于是改乘一辆缴获自日军的自行车，参谋王扶之负责当司机，载着黄克诚指挥部队，被誉为“自行车上的师部”。
战争期间，中国本就弱小的自行车产业，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遭受了摧残——打仗都来不及，橡胶钢铁等资源也要优先用于造武器，还要啥自行车？
中国真正成为自行车大国，还要等到建国以后。
